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近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挤压”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语》（The“China squeeze” -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ounterfactuals）的文章，质疑近年来出现的“中国挤压”论调。文章指出，这一说法建立在一个反事实假设之上，即如果没有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快速实现工业化并保持制造业竞争力，印度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本可以获得更多制造业发展机会。但现实中的全球经济发展并不存在一条各国依次进入、退出不同产业的固定路径，将其他国家的发展困境简单归因于中国，也难以解释相关国家自身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各国按照同一顺序重复相同的过程。发展不是排队，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受到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影响，产业结构也不会简单按照收入水平自动调整。一个国家拥有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自动获得相应的全球制造业份额。

　　文章指出，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低工资经济体，但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依然保持较强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积累形成的产业集群、供应链和物流网络。服装等通常被归类为“低技能制造业”的产品，背后实际上包含复杂的生产和供应体系。中国制造业不仅能够控制生产成本，还能够以较高速度完成生产、运输和供应，将规模、效率和供应链能力结合起来。这种竞争力本身就是长期工业化积累的结果。

　　文章分析称，全球制造业并不是简单的“谁退出、谁接替”。一个国家能否承接产业转移，还取决于产业基础、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等条件。如果中国占据了原本属于印度的制造业和就业机会，那么随着中国逐步退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理应获得相应的市场空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2022年，中国占全球服装出口约32%，印度仅为3.1%。与此同时，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全球出口份额较峰值已经下降约7.5个百分点，约相当于430亿美元的出口规模；同期印度出口份额基本停留在3%左右，反而是越南和孟加拉国的份额上升了约3.5至4个百分点。

　　作者根据上述数据指出，中国减少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印度的出口和就业增长。印度制造业长期未能形成大规模劳动密集型就业，本身存在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包括土地、物流、电力和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制约。即使中国逐步减少部分相关产业的出口，印度也没有充分利用由此释放的市场空间。相较之下，越南和孟加拉国扩大了相关出口份额。这说明全球产业转移并不是简单的“谁退出、谁接替”，各国能否抓住产业转移机会，首先取决于自身是否具备相应的发展条件。

　　与其将中国制造业优势解释为对其他国家发展空间的“挤压”，不如看到其自身形成竞争力的过程。图兹在文中提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并不只是低工资，而是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产业集群、供应链和物流网络之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工资水平提高，中国并没有简单退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是在生产组织、供应链协同和物流效率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

　　在作者看来，正是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产业能力，而非简单的低工资或市场份额，构成了中国制造业持续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从这一点看，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不是一个“挤压”其他国家的简单叙事，而是一个产业体系不断积累、升级和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过程。

　　澎湃新闻记者 南博一 实习生 江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