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联盟体系何以存续？
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
亚洲集团主席兼联合创始人
杜如松（Rush Doshi）
乔治敦大学助理教授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26
导读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对盟友的施压，使得各国及战略界都对美国联盟体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高级主任杜如松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反对此类悲观立场，认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具有挺过“特朗普冲击”的韧性。
作者首先分析了当前美国联盟体系的两个侵蚀性力量，其一来自美国内部，对外干预失败、经济挑战和内向型政治，使得美国人比二战前任何时候都更不愿维护全球秩序；其二来自盟友之间，美国信誉的丧失正促使盟国加强战略自主，欧洲在寻求防务自主，亚洲国家则谋求发展自身核能力。然而作者认为以上因素并不会根本性动摇美国联盟体系。文章指出，纵观历史，美国的联盟体系一直不断重演各类危机，但是其具有相当的韧性。安全方面，特朗普执政时期并没有出现诸如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60年代法国退出北约联合司令部以及70年代美国从亚洲大规模撤出军队一般的重大危机。经济方面，“解放日”关税损害了美国可靠经济伙伴的形象，但这并非美国首次利用其经济力量对付盟友，1971年“尼克松冲击“和1985年《广场协议》同样没能动摇美国的联盟体系。
相反，作者指出威胁认知趋同、对美联系增强和跨国精英网络构成了美国未来联盟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是威胁认知，作者认为，当前美国及其各区域盟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认知日益趋同和加剧，这种威胁认知不仅在安全层面发生转变，还向经济和技术层面拓展。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并未形成统一的应对措施，但各方的政策立场正在趋同。尤其重要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不再是完全独立的战略空间，作者认为跨区域的威胁认知趋同正在为美国建立真正的全球联盟奠定基础。其次是对美联系增强，作者认为，美国盟友在经济、人工智能和国防建设上的对美联系不减反增。在经济上，对华出口的下降以及中国出口增加对其产生的“冲击”，使得盟友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剧。在人工智能上，盟友对美国云基础设施、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模型的依赖也在增强。在国防建设上，盟友为了“战略自主”开展的大规模国防建设，事实上使其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国防技术和生产合作。最后是跨国精英网络，作者认为诸如军事和情报官员、出口管制和制裁专家、央行官员、贸易谈判代表等专家，构建了一个历经数十年建立和维护的紧密关系网络，难以被特朗普政府的单边政策短期破坏，这使得美国的联盟体系在动荡的政治周期中得以稳固。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构想了未来国际格局的五个可能情景。一是走向全球多极化，美国联盟体系瓦解，各国走向霍布斯式世界，加剧爆发灾难性战争的可能性。二是倒向势力范围，各大国控制自己的周边地区，美国退守西半球，但大国间会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并难以阻止供应链战争、人工智能和海平面上升等跨国挑战。三是迈向大国协调，主要大国之间建立可控的和平状态，但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对美国现有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明显不利。四是中国部分主导，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高。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和庞大体量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在工业上被“掏空”、在技术上被超越、在商业上被取代、乃至在军事上被击败。由此，作者提出了第五个设想，他认为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提升“联盟规模”能力是制衡中国崛起的唯一途径。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汇集市场、投资、技术和军事能力，将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总GDP是中国两倍以上、且军费开支是中国两倍以上的全球性大规模联盟。
1984年，里根政府作出在西欧部署潘兴II型（Pershing II）中程核导弹的决定后，数十万抗议者走上欧洲各大城市的街头。数月之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众高级官员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办公室外拦住了彼得·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当时局势高度紧张，他们抱怨美国人行事粗鲁莽撞，对盟友的建言置若罔闻。卡林顿耐心听完了他们的不满，随即耸了耸肩，就“为什么美国的不可或缺性要求盟友保持克制”给出了他一贯的论断：“唉，我们只有这一个美国。”
如今，这种克制正面临严重考验。不到两年间，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便接连威胁要夺取格陵兰岛、退出北约，从德国撤军，干预盟友选举，对盟友加征关税，另一边却对中俄两国大搞峰会外交并示好。盟友对此深感警觉，美国国内也日益形成共识，即这些联盟恐难恢复如初。
这种悲观主义情有可原，但显然言过其实。盟友的不满固然真切，却无法代表未来的长期走向。尽管当前局势严峻，但美国的联盟体系终将挺过特朗普冲击，个中缘由尚未被媒体头条捕捉。第一，联盟体系曾经受住多轮冲击，其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只是那些冲击如今已被淡忘；而当前的动荡更多源于总统的人格特质，而非持久的政治变动。第二，催生这些联盟的威胁非但没有消退，反而不断加剧、相互交织；盟友对中俄两国的认知也前所未有地达到一致。第三，强大的凝聚力持续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层面将盟友凝聚在一起，抵消了对美“去风险”（de-risk）的尝试；同时，专业官僚机构在政治聚光灯外悄然推进着合作进程。
若任由这种悲观论调固化为普遍共识，它便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决策者认定联盟已无可挽回，便不会再为其存续付诸努力。但这些凝聚联盟的力量将共同推动联盟挺过特朗普时期，并且——如果盟友抓住机遇——为联盟转型奠定基础，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当前的焦虑，尽管并非有意为之，甚至可能强化联盟体系。一如过往，紧张局势能够催生改革，构建起面向未来的能力。盟友可从依附者转变为实力的共同缔造者，将各自能力整合为我们此前所称的“联盟规模”（allied scale）。特朗普政府呼吁盟友承担更多责任，以便美国减少投入；但事实上，未来无论是盟友还是美国，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形成能力双向流动和相互依赖的格局，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诚然，正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及其他盟国领导人所言，“没有回头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体系的终结，而是意味着要为新时代重塑联盟体系。
联盟即将崩塌？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迄今对美国联盟体系造成的破坏已超过第一任期，部分原因在于上一任期中起到约束作用的“国际派”幕僚已悉数离任。但对美国联盟前景日益加剧的担忧并非只针对特朗普个人。这种担忧源于一种认知：长期存在的侵蚀性力量叠加特朗普对联盟互信的冲击，正持续削弱这套体系，终将使其陷入无法挽救的境地。
第一类侵蚀性力量源自美国国内。正如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菲尔·戈登（Phil Gordon）和玛拉·卡林（Mara Karlin）在本刊所言，对外干预失利、经济挑战和政治内倾使美国人为全球秩序承担责任的意愿已降至二战前夕以来的最低点。有观点称，特朗普既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也是这一趋势的产物。特朗普第一任期或许还像个反常现象，但第二任期则标志着一种固化的态势，表明钟摆或许不会回到原点。
第二类侵蚀性力量源自盟友。该观点认为，美国信誉崩塌正推动盟友调整战略取向，且这种调整不可逆转。特朗普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承诺视为有条件、可交易的筹码，即便未大规模撤军或对盟友动用武力，也改变了联盟的根本属性。欧洲各国政府已在推进“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寻求脱离美国而实现防务独立，法国和英国甚至提议为欧洲建立新的核保护伞。亚洲盟友也在重新审视美国联盟体系的根基——延伸核威慑——并考虑发展自身核力量。
两大洲的盟友都在组建新型中等强国联盟，以降低对美依赖。从近期欧洲与印度达成的合作安排，到日本与拉美正在磋商的贸易协定，各方都在探索对美“去风险”的路径。怀疑论者担忧，无论下一任美国领导人有多么支持联盟，这种对冲都将持续：如果联盟每隔四到八年就会遭遇信任危机，那盟友为何要将数十年的军事规划押注其上，或与美国推进经济与产业一体化？
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表象复杂，不必因此陷入绝望。联盟崩塌的概率远低于联盟存续和演进，个中缘由往往被观察人士所忽略。苏联解体后，联盟存续出乎战略家的意料，他们便逐渐将其视为国际政治中软性因素的产物：情感、制度、信任、共同价值观、历史情怀——而这些恰恰是特朗普政府冲击最甚的要素。但联盟的形成和维持依托于硬性的现实利益，这些现实利益非但没有消逝，反而正释放出更强的凝聚力。
联盟得以存续的原因之一：“一切终将过去”
美国联盟体系的真实历史本就是一部危机反复上演的历史：盟友驱逐美军、总统让盟友措手不及、各国首都爆发抗议，且每个时代都有人言之凿凿地预言联盟即将崩塌。
尽管诸多外交政策精英认为当前非同以往，但美国和欧洲的公众却不这么看。民调数据显示，认为美国应与盟友共商重大决策的美国人占比，目前创下了50年来的新高。在整个特朗普时期，认为维持现有联盟对推进美国目标“非常有效”的民众占比从32%升至55%，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群体中均创下十年来的峰值。大西洋彼岸，欧洲民众对美国的不满程度已令人担忧。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13国的绝大多数民众认为特朗普卸任后美欧关系将“再度好转”，剩余两国的多数民众也持相同看法。不足三分之一的民众认为，特朗普造成的破坏会在其卸任后继续存在。由此看来，欧洲公众多将特朗普视为反常现象，而非美国的真正代表。
“一切终将过去”的信念颇具历史分量。在安全领域，当前挑战真实存在：美国威胁夺取格陵兰岛、抛弃乌克兰、退出北约、从德国撤军、将对台军售与北京的诉求相挂钩。但联盟体系早已挺过更严峻的考验。
即便在特朗普任内，美国也没有像上世纪50年代针对英国那样，以金融灾难来威胁盟友，迫使其停止介入苏伊士运河；也没有任何盟友效仿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驱逐美军或严重破坏联盟架构；美国同样没有从盟友境内大规模撤军。上世纪70年代，参议院险些强制推行撤军，但被政府勉强否决。
在亚洲，当下并未出现可与上世纪70年代比肩的重大冲击，当年正是那些冲击迫使首尔和台北方面秘密推进核计划。1969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提出的关岛主义（Guam Doctrine）要求盟友自行承担国防人力，而美国从韩国撤出2万驻军的举动更凸显了这一要求的分量。1972年尼克松对华“破冰之旅”更是让台北和东京方面猝不及防。数年后，西贡陷落引发各方对美国战略意志的担忧。尽管对美国强烈不满，但各国首都并未爆发当年反对部署潘兴II型导弹时那样的大规模抗议。联盟体系的共同威胁认知也并未像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那样流散。
主要的例外是美国对格陵兰动武的威胁，如果美国付诸实施，确实可能导致联盟体系崩塌。但这一威胁过于离奇、极具个人色彩且非常极端，美国两党均无重要人物表示支持。民主党已公开反对，共和党领导层也持相同立场。特朗普已收回这一言论。
经济领域的情形与安全领域类似。“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关税削弱了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公信力，但美国动用自身经济体量打压盟友，甚至祭出关税手段，早已不是第一次，例如历史上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和《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当前的紧张局势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联盟体系的韧性往往远超当时观察人士的预期。危机屡屡引发联盟崩塌的预言，但联盟之所以能够不断调适，恰恰是因为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始终强劲。特朗普第一任期在防务分担问题上的威逼曾引发各国强烈不满，也确实造成了实际损害，但也推动欧洲各国的防务预算向北约2%的目标靠拢，促使日本将防务开支翻倍，并推动各方就应对中国科技挑战展开协作。拜登政府时期，上述诸多盟友搭建了一系列在过去难以想象的合作机制：AUKUS、Quad、韩日关系回暖、半导体联合出口管制、欧亚各国协同应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行动。这些并非特朗普的本意，但足以说明，一个时代的紧张局势能够催生下一时代的能力建设，为后续领导人创造机遇，以从前难以企及的方式巩固联盟。
联盟得以存续的原因之二：对竞争对手的认知趋同
当前，即使盟友正面临美国带来的短期冲击，但各国对中俄挑战的威胁认知正日益趋同并持续加剧。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碎了欧洲残存的幻想，北约指责中国支持俄罗斯；亚洲国家则将俄罗斯动武的行径视为警示，担心同样的风险降临到自己头上。同时，中俄两国也在亚洲地区加强联系。
盟友的威胁认知转变不仅限于安全领域，还延伸到了经济和科技领域。亚洲和欧洲各国政府正纷纷形成与美国长期以来一致的判断：将中国视为直指自身工业实力根基的重商主义强权。欧洲领导人如今频频提及第二次“中国冲击”，即大批享受补贴的制成品涌入。
上述种种尚未凝聚成统一的联盟政策。对威胁本质的认知趋同并不代表在安全或经济领域的应对举措完全一致；在对华“去风险”的程度、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平衡、台湾问题和乌克兰政策上，各方仍存在分歧。但共同的判断是共同行动的前提，而这是近一代人以来，各方的判断首次开始趋于一致。
这种认知趋同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现实。即便在冷战时期，盟友的威胁认知也存在分歧：西德推行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与缓和路线，前线国家则力主强化威慑，欧洲导弹部署问题同样引发了各国公众与政府的分裂。在某些程度上，即便当下的威胁紧迫性更低，各方比以前更加团结。极具变革性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正不再是彼此完全割裂的战略空间，这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联盟协作奠定了基础，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未来两年半内不太可能把握住这一认知趋同带来的机遇。
联盟得以存续的原因之三
（一）外部力量
盟友正通过组建新型中等强国联盟，谋求在关键领域对美“去风险”。但这种“去风险”转向正被大趋势所抵消和超越：经济领域的中国出口激增、科技领域的人工智能革命、军事领域的防务开支增长。这些趋势正催生各国与美国之间的新型联系，其形成速度远超旧有联系的瓦解速度。
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进口规模收缩，美国目前承接了各盟友约20%至30%的出口总额，占比甚至远高于五年前。去年，即便在贸易战期间，欧洲、日本和印度对美出口额均大幅高于对华出口额；过去五年间，欧洲对华出口下降约15%，日本、韩国、印度均下降约20%，而欧洲、韩国、印度对美出口分别增长约30%。这种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只会加深：第二次“中国冲击”将让美国市场成为更加关键的生命线。而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从造船业到半导体、电池产业）也日益依赖盟友的投资和技术共享，这反过来强化了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
科技领域的联系也日益紧密，部分原因在于人工智能革命。有关欧洲各国政府要求官员停用微软Teams和Zoom、弃用美国操作系统、在云服务和人工智能领域搭建“主权级”替代方案的报道屡见不鲜，但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正在重塑盟友对美国的依赖。过去各国对美国移动端和桌面端操作系统的依赖并未减弱，如今还依赖美国的云基础设施、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欧洲的努力仍然不足、监管过强、过于碎片化、过度聚焦减少政府限制而非推动商业用途，因此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数十年来形成依赖。（同时，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仍将依赖荷兰的光刻机、德国的光学设备和激光器、日本的化工材料、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工厂。）
军事领域的联系最为紧密。面对中俄，各盟友都在同步开展近一代人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建设，从而拉近它们与美国的距离。这一逻辑在亚洲十分清晰。尽管特朗普时常在言论上抨击亚洲盟友，但台湾地区和日本仍寻求采购美制武器，韩国谋求开展新的核潜艇合作，印度则加深了对美制喷气式发动机的依赖。虽然欧洲在“去风险”上走得更远，但与美国的联系依然牢固。在欧洲新一轮重整军备计划中，大量份额对美国企业开放；欧洲新兴防务科技龙头企业的资金大多来自美国资本；过去几年，欧洲防务采购中流向美国企业的占比上涨。乌克兰战争催生的紧迫需求，只有美国能够快速、大规模地予以满足。
中等强国的对冲策略不仅正被大趋势所消解，其反映出的联盟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中等强国在谋求拓展其他对外关系的同时，仍继续与美国保持合作。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新的关系是与美国盟伴建立的，其中不少关系都是以印度、日本等关键国家为中心，形成美国长期鼓励的跨区域布局。眼下看似“去风险”的举措，长远来看是对联盟网络的再投资，也是对美国长期致力提升的各项能力（防务生产、供应链韧性、互操作性）的再投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或许是这一进程的推手，但盟友凝聚力和能力的提升不会随着他的卸任而消退。
（二）内部力量
第一，技术官僚。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铲除所谓由“觉醒派”（woke）活动人士组成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但真正的深层政府更为平常、更加重要。联盟内部的专业人士在聚光灯之外开展日常合作事务，他们构成了一张历经数十年搭建和维护的紧密关系网络。由于这些工作是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且以数年乃至数十年为周期推进，因此构建缓慢，消解同样不易。正是这份平淡枯燥的属性，让联盟在动荡的政治周期中拥有压舱石。
这种稳定的势头显而易见。尽管高层关系紧张，特朗普任内诸多合作不仅得以延续，甚至还进一步深化。即便印度因美国加征关税而深感不满，两国防务关系却未受波及，双方签署了一项新的十年防务框架协议。AUKUS虽曾面临五角大楼秉持“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的审查和质疑，但仍得以保留，并已历经三个成员国政府更迭的考验。在菲律宾，“肩并肩”（Balikatan）年度军演的规模扩大，日本自卫队也参与其中。美国与韩国的贸易形势紧张也并未阻碍双方在核潜艇领域深化合作。
第二，美国国会。国会也为维持这些联盟关系的稳固发挥了作用。尽管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多数议员仍继续支持北约、印太合作机制及防务产业一体化进程。共和党领导层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更趋主流，图恩（Thune）就曾表示“我们需要盟友”。事实上，国会已禁止在未获国会正式批准的情况下退出北约。
第三，美国盟友。美国盟友有时似乎对美国抱有某种一厢情愿的认知：即使现实存在矛盾，仍希望维持对美国长期以来的正面观感。日本虽然对美国关税政策、特朗普对华缓和态度、华盛顿在中国强势施压下没有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深感不满，但仍决定表现得仿佛联盟一如既往地牢固。英国同样坚定秉持“特殊关系”的理念，北约秘书长也对美国政府表达了对双边关系的信心，而这份信心在许多人看来难以理喻。这其中既有对联盟体系发自内心的信任，也夹杂着一种“先装样子撑过特朗普任期”的务实心态。无论如何，这些表态具有稳定效应，能够有效争取缓冲时间。
未来的世界秩序
后特朗普时代的世界秩序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全球多极化，即一个没有规则、没有固定联盟、各国自顾自的世界。这种霍布斯式的图景可能引发灾难性战争，一如一战爆发前的局面。届时小国将丧失主权，中等强国会谋求拥核，大国则陷入军备竞赛。
第二，势力范围。该秩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各大国管控各自的周边区域，美国则退守西半球。但大国之间始终会相互争夺势力范围，拿破仑战争之后如此，雅尔塔体系之后亦是如此。更何况势力范围既无法停止供应链竞争，也无力应对从人工智能到海平面上升等跨国挑战。
第三，大国协调，创造大国治下的和平，其秩序性比前两者更强。但这似乎并不现实，如今大国就连应对气候变化都无法达成合作，更遑论共同塑造世界秩序。而且即便后两种局面能够实现，它们对美国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明显不太有利。
第四，中国占据部分主导地位，其概率高于前三者。多极化、势力范围和大国协调都假定大国实力大体均衡，但以中国庞大的体量来看，该假定几乎不成立。在这种部分主导的格局下，世界秩序将以中国的体量为依托，围绕对北京的依附来构建，美国及其盟友将落入下风。
第五，“联盟规模”，这是制衡中国的唯一路径。这要求盟友统筹市场、投资、技术和军事能力，让联盟不仅承担军事威慑功能，还能成为能力建设的平台。各国以这种方式联合而成的阵营，其GDP、军费开支、专利、学术成果、制造业产值等都将超过中国。结构性现实不但没有让这种“联盟规模”的构想沦为空谈，反而使其更具落地可能。即使盟友因应对特朗普的政策而调整立场，反而更有条件向美国提供更多助力，这也愈发凸显了这一模式的必要性。此外，中国正在通过联盟分化战略来阻止“联盟规模”的出现，证明该路径是可行的。
实现“联盟规模”的方式
后特朗普时代，“联盟规模”不会自发形成，但这一构想的可行性比看起来更高。
第一步是共同评估挑战。如前所述，盟友对中俄的认知趋同。要以这份共同为基础推进合作，就需要告别当前时代，主动发力重建信任。美国必须让盟友相信，其此前最具冒犯性的举措源于特定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而非美国政治体系发生永久性转向。两党共同明确表态放弃针对格陵兰的军事威胁有助于修复信任，刻意选择效力跨越总统任期的承诺机制同样重要。
从小型具体项目起步同样不失为明智之举，既能在特定领域验证“联盟规模”的价值，也能积淀信任基础。短期见效的成果可以提振信心，而在药品供应链、弹药联合生产等领域，仍有开展创新性试点的空间。行事准则应是谦逊务实，克制签订全面性联盟条约的冲动。如果针对共识度最高的领域采取专门措施，那么取得的显著成效将为后续推进积累势头，也有助于破解国内政治环境中的阻碍因素。这些项目的组织原则必须是互惠互利，体现为能力的双向流动。相互依赖会在各国培育出这一关系的支持者，因此早期项目的设计应当让所有盟国都能取得看得见的政治成果。
归根结底，重塑联盟需要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它不能仅仅是被动防御，不能成为一个仅以反对对象来定义的阵营。它必须有自身的价值主张——构建一个开放、繁荣、充满技术活力的秩序，不仅成员国主动愿意融入其中，其他国家也希望加入。着手勾勒这种愿景，应成为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
眼下，前景看似乐观。但正因如此，我们更有必要回望历史上那些严峻的危机，并认清当下结构性驱动力量的强大程度。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依然具有一致性，而随着中国的实力及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联盟已增强，这一逻辑更加清晰。美国盟友应当清楚，尽管自身的不满和担忧合乎情理，但当前的美国是它们所能依托的唯一选择。而美国更应反过来领会卡林顿的告诫，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的当下，保持克制至关重要。毕竟，这些盟友也是美国仅有的盟友。
作者：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亚洲集团主席兼联合创始人，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研究领域包括中美关系等；杜如松（Rush Doshi），乔治敦大学助理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副高级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中美关系等。
译者：姚林迪，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来源：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How Alliances Survive: The Case Against Pessimism and the Path to a New Allie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105, N0.5, September/October 2026, pp.8-25.
校对 | 秦子宁
排版 | 戴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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