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冲刺，曾经的“小众”组织“民主社会主义协会”（DSA）正在搅动选情。

DSA会员从2015年的不足7000人，增至如今超13万，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此前，DSA支持的候选人在多州的民主党初选中接连掀翻建制派，迎来“胜利之夏”。

当谈及DSA“异军突起”的原因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孟维瞻对观察者网表示，DSA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把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不满组织成了初选选票；他们谈住房、工资、工会和医保，把抽象的贫富差距转化为选民每天遇到的问题。

“美国年轻人面对的难题，已经从怎样向上流动，变成怎样维持稳定生活。”他指出。

当前，DSA的冲击波正重塑两党政治。有观点称，DSA对民主党来说是“特洛伊木马”。同时，共和党人忙着把DSA和民主党捆绑在一起，敲响所谓“红色警钟”。

去年10月，AOC、马姆达尼和桑德斯三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出席“纽约市不出售”集会，现场座无虚席外媒

孟维瞻认为，DSA背书候选人的胜利，主要集中于民主党基础较强的地区，还远非“分裂”民主党的力量。两者的关系更像双向改造。对共和党而言，“红色恐慌”牌并非万能。当美国选民更关心物价时，这套修辞替代不了对生活成本的回答。

他预测，民主党较有望夺回众议院，但席位很难超过235席的上限，只能算小赢。

他进一步分析称，DSA还在改变民主党初选中的议题与组织方式，尽管其国会席位仍然有限，但它可以利用自己在民主党团中形成的不对称优势来影响政治。选后影响力取决于民主党多数规模，也取决于左翼议员能否与更广泛的进步派协调。

有关DSA未来将如何影响国会对华政策，孟维瞻表示，任何美国政治力量都不会放松针对中国的科技与贸易限制，但有一点较为明确：民主党左翼反对搞新冷战、对华遏制。他还提到，美国左、右两翼都更关心美国国内政治，对内显得激进，对外反而温和。

“至于民主党控制国会后美国是否整体放松对华政策，仍取决于民主党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以及两党之间的博弈，”他告诉观察者网，“DSA能改变部分争论，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政策方向。”

【对话/观察者网 曲乔乔】

观察者网：近年来，DSA快速崛起。在您看来，驱动这一轮“异军突起”的主因是什么？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选民诉求和政治生态的哪些变化？

孟维瞻：DSA的崛起，首先源于一种日益普遍的生活感受：受过教育、有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负担得起住房、医疗和养孩子的费用。年轻人面对的难题，已经从怎样向上流动，变成怎样维持稳定生活。DSA谈住房、谈工资、谈工会和医保，因而能把抽象的贫富差距，转化为选民每天遇到的问题。

这种不满早已存在。DSA的特别之处，在于经过桑德斯（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竞选以来十年的积累，把不满组织成了初选选票。和2016年大选相比，现在的DSA更成熟、更有行动能力——有能持续运转的地方分会，也有愿意敲门、筹款和参与社区议题的年轻成员。在投票人数通常有限的民主党初选中，这种组织能力尤其有效。纽约市DSA称，今年6月，它支持的十场民主党初选，赢下九场。

10月初，DSA志愿者在洛杉矶社区发放传单外媒

这一变化还反映了民主党选民对传统政治语言的厌倦：建制派以各种借口拖延改革，用表面改革取代真改革。建制派强调政策可行性，DSA候选人则直接指出，是谁承担了租金和医疗成本。

不过，DSA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它以劳动者为政治主体，现实支持却在年轻、高学历的民主党人中更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民主党及倾向民主党的选民中，32%喜欢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人物，大学学历者和较高收入者的好感比例，均高于低学历及低收入群体。

DSA的理念基础和群众基础并不一致，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能否从城市进步派扩展到更广泛的劳动者将决定DSA下一阶段的发展。

观察者网：DSA与民主党建制派在经济政策、社会议题和外交立场上有哪些分歧？有观点称，DSA对民主党来说是“特洛伊木马”。您如何看待这种判断？

孟维瞻：DSA需要借民主党初选进入选举，民主党部分候选人则需要它的基层动员。双方在竞选时可以相互支持，进入国会或地方政府后，分歧就会显现。

双方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最深。DSA主张更大的公共部门、更强的工会及更积极的财富再分配；民主党建制派则必须顾及企业支持、财政成本和摇摆选区。

社会议题上，双方都包含支持平权的力量，但对移民执法、警务及制度改革的幅度意见不同。

外交上，DSA更反对海外军事行动与制裁，对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的批评也更强烈；而民主党一贯倡导对外干涉和和平演变。

在政治改革方面，民主党主流是守成派；DSA则是激进派，其2026年纲领还提出废除参议院等制度设想，距离民主党主流立场很远。

所谓“特洛伊木马”的说法，抓住了DSA借用民主党选举渠道这一事实，却高估了它进入民主党后的控制能力。DSA的目标是公开的，候选人也须通过民主党选民的初选。

更有意思的是双向改造：DSA可能改变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使得民主党政客更加关心民意，而不是高高在上；同时，民主党的议会纪律以及连任选举的需要，也会改变DSA支持的政治人物。

观察者网：共和党正把DSA的崛起转化为竞选武器。特朗普重拾冷战式“红色恐慌”修辞，把民主党整体描绘成“共产主义威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称“野蛮人已进入城门”。您认为，共和党的“反社会主义”牌在2026年的实际杀伤力有多大？

孟维瞻：特朗普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有两层。思想层面，他反对DSA扩大公共所有、向富人加税和提高工会权力的方案；竞选层面，他往往把最尖锐的火力投向移民、治安、学校和跨性别议题，再把这些议题统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这些文化议题更容易形成简短、具有冲击力的竞选广告。特朗普近期的演讲，正反复使用这套叙述。

9月，特朗普与DSA成员、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举行记者会视觉中国

因此，特朗普并不是反对“分配公平”本身——他也愿意许诺向选民直接发放现金。他反对的是DSA提出的、由国家和工会重新安排经济权力的制度方案。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理解的“社会主义”，更多是“文化社会主义”，而不是“经济社会主义”。他攻击平权议题，更有利于调动保守派选民，并争取对文化变化感到不安的中间选民。如果论经济，美国左右两边都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主张；但在社会文化层面，则截然对立。

这张牌在2026年有实际用途，尤其可以把DSA纲领中的争议主张，贴到摇摆选区普通民主党候选人身上。但其作用也受选举环境约束：当选民更关心物价和政府表现时，单靠“红色恐慌”修辞，难以替代对生活成本的回答。共和党最可能取得的收益，是让若干竞争激烈的选区出现边际变化。

观察者网：您如何判断本次中期选举的整体走势？DSA支持的候选人有望取得多大突破？有美媒刊文称，当下DSA正在“分裂”民主党，其激进主张可能为共和党人带来助力。您认同吗？

孟维瞻：我的基本判断，仍是民主党较有希望夺回众议院，参议院悬念更大。

这次民主党增加的席位以及选后在众议院控制的席位，很难达到历史上的平均数或中位数水平。我把235席作为民主党获得席位的上限——这是冷战后反对党在中期选举增加席位的中位数。但民主党这次很难超过这个数字，只能算小赢。

不过，临近选举，不同模型对民主党的席位增幅已有明显分歧。决策台总部（Decision Desk HQ）10月22日给出的席位预测达到236席。

DSA有望扩大国会存在感，但应准确计算其突破。DSA在自己的统计中，曾列出7名有望在11月进入国会的背书候选人，其中包含已经担任众议员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这7人只是有望当选，并不意味着DSA真的增加了七席。

此外，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萨耶德属于更广泛的进步派。他并非DSA成员，也未获DSA正式背书。

至于DSA是否“分裂”民主党，要分情况看。在一些州或者选区，DSA可能使得民主党支持度更高；但在另外一些州或者选区，DSA可能会导致民主党分裂。在民主党稳固选区，DSA击败建制派改变的是民主党席位由谁占据；但在摇摆选区，候选人与当地选民的距离较大才可能造成席位损失。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发现，DSA背书候选人的胜利主要集中在民主党基础较强的地区。共和党希望把这些胜利说成“民主党整体转向激进”，但两者之间仍有相当距离。

观察者网：选后，民主党左翼与建制派的关系将如何变化？如果国会两党席位差距很小，DSA支持的议员会不会成为决定法案走向的“关键少数”？还是会在2028年总统周期中被民主党重新吸收？

孟维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分情况讨论。

如果民主党取得218至224席，领导层首先要保住多数党的基本运作。几名左翼议员在议长选举、议事规则和争议拨款案上，都可能成为关键票。DSA支持者会要求把医保、工会和住房议题列入优先日程，建制派则会要求他们顾及从摇摆选区赢得的席位。双方会频繁谈判，也容易互相指责。左翼在这个区间最有议价能力，却同样要承担使民主党议程受阻的政治责任。

225至227席是过渡区间。约7名DSA支持的议员，已难以单独否决获得其他民主党人一致支持的议案；但他们仍可与其他进步派组成临时联盟，影响议案文本或表决安排。领导层能够在部分议题上绕过DSA小团体，遇到党内其他成员也有异议的议题时，仍须争取其支持。左翼内部也有较大差异，有经济左翼，也有文化左翼，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盟，将影响议价能力。

若民主党达到228至235席，领导层对议程和委员会安排的控制力会增强。左翼要改变投票结果，需要联合更大范围的进步派，甚至找到在特定问题上持相同立场的温和派。DSA此时的重点可能转向公开听证、政策草案和2028年提名讨论。他们力图在经济民生议题上形成影响，但未必要求每次都赢得一场国会表决。

分界线有具体的算术依据。假设435名议员全部投票，共和党全部反对、DSA议员也投反对票。这种情况下，当民主党有224席时，7名议员倒戈会使议案以217比218失败；有225席时，结果是218比217，议案仍可通过；达到228席，要有至少11名民主党议员倒戈才能阻止议案；达到235席，则需18人。缺席、弃权与跨党支持，也会改变实际结果。

这里还有一个对称关系：当民主党多数微弱时，左翼能否决，温和派也能否决。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取的摇摆席位，往往由重视财政或地方产业的候选人赢得；DSA若要求领导层接受全部纲领，建制派可能失去这些议员的支持。

此外，特朗普仍握有总统否决权，众议院多数最直接的作用，会先体现在调查、听证和拨款谈判上。

观察者网：展望2028年，民主党总统提名谁更有希望？左翼候选人能否挑战建制派？

孟维瞻：目前多数候选人民调仍由哈里斯领先。

RealClearPolling近期平均值分别为：哈里斯25.9%、加文·纽森14.4%、AOC11.1%。10月15日至19日的埃施朗洞察（Echelon Insights）原始问卷，为19%、14%、13%。后者显示三人距离在缩小，但尚未出现AOC在全国多候选人调查中稳定超越纽森的局面。

从左至右：哈里斯、纽森和AOC

有些人认为AOC已经超过纽森，也有明确依据。今年5月，奥弗顿洞察（Overton Insights）的两人对决调查，AOC以43%对35%领先；新罕布什尔大学7月调查，将她列为该州潜在民主党候选人的首位。这些结果显示她具备真实的竞选潜力，但未来两年将会出现什么变化，还很难说。

目前最大的未知数是哈里斯是否参选。

纽森已公开表示，如果哈里斯参选，他不会参选。哈里斯拥有最高的现有知名度，纽森拥有州长资历且党内人脉非常强大，AOC则最有能力动员希望改变民主党路线的年轻选民。

现有支持率首位是哈里斯，AOC是最值得注意的上升者。未来两年变数还很大。也许有一天，左翼政客就会取得远远超过民主党建制派政客的支持度。

观察者网：以往美国“第三党”要么昙花一现，要么被两大党蚕食吸纳。DSA会成为例外吗？它能走向全国吗？天花板在哪里？

孟维瞻：DSA可以在全国更多地方建立分会，并持续影响民主党初选。但要想成为与两大党并列的全国性政党，几乎不可能。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限制。美国选举按选区争胜，独立参选须另建筹款、候选人和选票准入网络，历史上没有人能建立起第三党。

DSA目前集体加入民主党初选、在民主党团内活动，因为这条路径更容易取得职位。它自己的组织定位，也是政治与行动团体，并非独立政党。

DSA的上限主要取决于两件事：第一，能否在深蓝城市以外，争取郊区、南方州和更多工薪选民；第二，能否证明执政成绩。批评房租昂贵能够赢得注意，但其成员担任市长或议员后，还要处理住房供给、财政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某些地方执政成功，他们的影响力才有可能扩大。

DSA真正可能留下的长期成果，未必是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而是在若干城市和州建立稳定力量，使民主党候选人持续回应它提出的经济问题。

观察者网：有人认为，美国左翼政治力量难以取得很大影响力，因为美国天生就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因此他们不看好美国的“社会主义”。你认同吗？

孟维瞻：美国的确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不太强大的国家。和欧洲国家、东方国家相比，美国历史上很少有“社会主义”传统。

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到，情况是有变化的。

我承认，美国人不会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优先选择，美国依然是一个以自由主义作为首要意识形态的国家。可是，今天自由主义出现了问题。美国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走得太远了，要纠偏。于是就出现了特朗普为代表的民族保守主义。可以这么说，民族保守主义是因为很多民众对自由主义不满而出现的一种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思想。

而最近美国兴起的“社会主义”，则是因为另一部分民众对特朗普的民族保守主义不满而出现的对立思想。如果自由主义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美国民众是不会选择民族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但问题就在于自由主义显然无法解决问题，而且也很少有人给出通过自由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弗朗西斯·福山的相关论述最为详细，但是我们读他的文章，感觉没有一条是可以付诸实践的。

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美国今天的政治极化已经非常严重，而且还在加速发展。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思想已经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右翼力量正在衰落，右翼正在全面超越中右翼。欧洲国家也有这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中左翼也会面临困境，因为仅仅凭借中左翼的力量是难以击败特朗普的右翼的。这就意味着，中左翼必须向左翼作出某些让步，才可以真正得到选民的支持。否则，民主党就很难执政。尽管现在美国民众对特朗普也不满，但是民主党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政策理念。

因此，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左翼还会继续发展，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民主党会推出左翼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民主党肯定不愿意作出这样的选择，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这么做，又如何击败右翼的民族保守主义？

除非2028年总统大选时，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无法继续忍受特朗普及其继承者了，否则民主党届时推出左翼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是有可能的，甚至很有可能。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出，民主党左翼和共和党右翼在国内政治上都是激进派，在对外政策上却可能更加温和。近年来各方普遍认为，对华强硬已是国会两党共识。DSA的异军突起，能改变这一局面吗？它是否可能在民主党掌控国会后，推动对华政策转向？

孟维瞻：民主党左翼与共和党右翼都可能要求减少某些海外投入，出发点却不同。左翼关注军费对社会支出的挤压，批评海外战争，也更强调跨国合作；右翼关注美国承担的成本和盟友提供的回报，即便反对某些军事承诺，仍可能支持关税、技术限制或单边施压。

DSA的正式纲领明确要求缩减美国海外军事活动，并反对部分对外封锁与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对华政策更可能发生的是政策工具之争。左翼议员可能质疑不断增加军费、反对军事冒险，也可能要求在气候及公共卫生等领域保留合作；但他们从劳工、产业就业和人权等角度出发，也可能支持某些对华限制。

历史上，两强之间难免会有各种矛盾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如此。

DSA纲领明确反对美国对华“新冷战”DSA官网

任何美国政治力量都不会减少针对中国的科技与贸易限制。但民主党左翼反对搞“和平演变”，反对搞新冷战和对华遏制，这一点与建制派还是有明显不同。左右两翼都更关心美国国内政治，把斗争矛头对准美国的权贵、“深层势力”和资本家，对内显得激进，对外反而温和。

因此，DSA席位增加，可以为国会引入不同的对华论述。

现在美国一个很重要、很有趣的现象是，美国主流政治力量及其智库整天在讨论如何打压中国，但是左翼、右翼政客及群众对此并不关心。他们的很多主张也与中国相关，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代表的群众的利益。从利益角度上看，他们的确与中国之间是有分歧和冲突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种分歧和冲突转化为一种压制中国的战略，也没有整体的对华政策目标。这一点是他们与主流建制力量对华政策的明显差异。

此次中期选举将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左翼将会取得比较空前的影响力，尽管在整个美国政治中影响力依然有限。因此，我们可以观察接下来这个群体对涉华议题的影响，以及影响的逻辑。

至于民主党控制国会后，美国是否整体放松对华政策，仍取决于民主党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以及两党之间的博弈。DSA能改变部分争论，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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