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毕马威中国 毕马威KPMG）
本文作者
吴旭初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北方区首席合伙人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走过的路定义了我们是谁。
——题记
2025年10月1日，邹俊正式就任毕马威中国主席。他1993年加入毕马威北京办公室，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毕业。三十二年后，他是这家机构历史上第一位土生土长、从审计员一步步走到最高位置的合伙人。
同一天，我被任命为毕马威中国副主席，主管北方区域。1981年出生的我，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待了二十三年。2003年我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走进了毕马威的北京办公室。
如果从1983年毕马威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算起，到今年已经四十三年。但我想讲的不是一家机构的编年史，而是一个关于“桥”的故事——几代人如何在四十三年里接力，把一座请世界进来的“桥”，反转通向全世界。
1983年，一个叫何潮辉的美籍华人，从休斯顿飞到北京。
他先要从休斯顿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飞东京，然后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07由东京飞北京。下了飞机，从机场到北京饭店的路边，时不时还有马车经过。
他住进了建国饭店，房间号108。这是毕马威在内地的第一间办公室。
何潮辉是回来的人，不是进入的人。1979年中美建交，他在休斯顿的毕马威办事处给国际总部写了一封信，询问对中国市场的规划。没人理他。三年后，总部终于想起这封信，问他愿不愿意去中国两年。他说好，回家和太太商量一番就出发了。
他太太是到台湾的外省人，老家湖南。飞机上看到蜿蜒的长城就开始掉眼泪，落地时已经泣不成声。
那时候的中国几乎没有审计这个概念，更何况理论和方法。计划经济年代，企业只有反映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的资金平衡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只在称之为西方会计的课本里见到。国企利润全部上交，连“税”的概念都不存在——1983年才开始“利改税”试点。注册会计师这个行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中断了。何潮辉和初期的小团队，给财政部、税务局和审计署的干部，以及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化前身）、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五矿前身）等公司的领导们讲西方的会计准则和税制。改革开放刚开了一扇门，门外的世界用的是另一套财会语言，他们做的就是帮门里的人听懂这套语言。
1981年我出生。我对那个年代没有记忆——翻开家里的抽屉，还找得到粮票和布票的收藏，那是票证时代的遗物。何潮辉到北京的那年，这些东西还在流通。当然，建国饭店108房间的故事，是我后来才听到的。但每当我在毕马威的内部场合听到这个故事，我都会想：那代人回来，不是因为这里机会多，恰恰相反——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回来，是因为觉得这边需要人和外面的知识。
何潮辉不只自己回来了。1985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挑选了一名叫郝荃的年轻讲师，送去美国实习。郝荃后来在美国读了MBA，先后在毕马威洛杉矶和伦敦办公室工作。1988年，财政部和毕马威在广州联合举办了一期培训班，何潮辉将她“借用”，辅佐毕马威来自美国和香港的授课讲师，完成了此次行业内有“黄埔军校”之誉的培训，109个人，6个月学完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四年的课程。那批人后来散落在全国各地，成了这个行业的种子。
1992年8月18日，毕马威又迈出了一步，在北京设立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这在当时没有现成路径可循，毕马威是第一家表达这种意愿并付诸行动的国际成员所。财政部专门为此次合作批准设立了一家事务所，作为毕马威的合作方，取名“华振”——中华振兴。这两个字里，有对这个机构的祝愿，也有对他能在中华振兴中发挥作用的期许。
1990年代中期，一批大型国企要去海外上市。这在今天是寻常事，但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开天辟地。中国企业从来没有写过招股书，不知道怎么跟国际投资者对话，不知道什么叫“符合国际审计准则的财务报表”。
1993年，上海石化准备在香港和纽约同时上市。何潮辉接到电话，问毕马威有没有兴趣。他说“当然有兴趣”，然后从香港拉了一个叫蔡廷基的经理去上海。蔡廷基当时正在办公室里抽烟，根本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拉上了飞机。
他们在上海金山的石化总厂聊到凌晨两点。何潮辉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拍胸脯告诉你他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骗人。”
但他两周后拿出了方案。
蔡廷基带着团队住进了金山宾馆，一整个楼层按四星标准翻修过。加班到深夜，宾馆送来现做的蛋糕和热牛奶。后来他们发现蛋糕吃不完浪费，改成了方便面和罐头——用电饭煲煮方便面，当宵夜。
中国计划经济的会计体系和西方市场经济的会计体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中国当时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会计制度、科目使用有严格的规定，记账逻辑与西方截然不同。企业要走出去，得把门里的经济实质用门外的语言重新讲一遍。他们请了三位从财政部退休的老会计师来帮忙“翻译”。老会计师懂中国账本里的每一笔分录意味着什么经济行为，毕马威的人懂如何将这些经济行为转换成国际资本市场公认的表述，两边对接，把同一套经济实质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讲了一遍。
最终上海石化在1993年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在上海、香港、纽约三地挂牌的大型国有股份制企业。更重要的是，它的招股说明书成了后来很多中企海外上市的范本。何潮辉后来说，之后每一家中企海外上市的招股书，都有上海石化的影子。
那些年我在读初中，对“四大”没有任何概念。但很多年后，当我自己坐在审计底稿前的时候，我才理解他们当年在金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不是在帮一家企业做审计，是在帮一整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建立语法。
1999年我考上北航计算机系。那时候全班同学想的都是毕业去互联网公司——写代码，做产品，赶上中国互联网的黄金年代。
80年代最聪明的头脑想的是出国；2000年前后，大家想的是进外企——摩托罗拉、宝洁、“四大”，那些印着英文logo的办公室意味着体面、高薪和国际化的职业生涯。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了，到2003年毕业季，行业气氛已经完全不同。外企是那一届毕业生的最优解。
面试我的是一位叫武卫的合伙人。我问了她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为什么你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做这么久？——大家都知道四大很累。她想了一下说，在恰当的时候，毕马威华振总会给她机会。她后来去了阿里巴巴做CFO，主持了阿里在香港和纽约的上市。
我不太确定自己当时理解了这句话。后来才明白，她说的是：你不需要一开始就想清楚一切，只要在对的时刻接住递过来的东西。
还有一个细节，后来我才知道。毕马威华振在国内头部大所里，是第一家实行“会计专业和非会计专业毕业生各招一半”招聘策略的。逻辑是：审计的本质是理解经济实质，单纯的会计角度并不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企业。事务所需要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加入这个行业，带来全新的视角。某种程度上，这是我能够走进这扇门的幸运。
2003年我走进北京办公室的时候，SARS刚过去不久，街上还有人戴着口罩。毕马威北京总部办公室那时刚搬至东长安街一号——东方广场东二座，阅兵部队集结出发的地方。一个学计算机的人去做审计，不是因为对审计有什么热情，而是时代的潮汐改了方向，我们被推到了这里。但后来发现，正是这批“误打误撞”进来的人，构成了这个行业最本土的一代。
那年毕马威华振正在大规模扩张。每年校招几百人，办公室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十几个城市。我加入的时候，身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大部分是本土培养的会计、审计专业毕业生。带我们的前辈有些还是从香港调来的，但越来越多的高级经理和合伙人是内地办公室自己培养出来的。
入职后不久，我协助一家国内大型电力企业去香港上市，被派到江西吉安的一个电厂做审计。做了一阵子，另一个团队缺人，我不得不被调去湖南岳阳。没有直达火车，没有高速，飞机要先飞到上海再转岳阳。最后我花了一千五百块打了一辆出租车，从早上十点一直开到半夜十二点，穿过山路赶到岳阳。到了以后连着加班了两个通宵，把活干完交给合并团队。然后一群人，谁也没去睡，跑去岳阳楼转了一圈。现在都记不清岳阳楼长什么样了，只记得非常非常困。
第二年又去协助一家大型煤炭企业去海外上市，驻扎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店塔镇下石拉沟村。我到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这个地址——一个山沟沟里，待了好几个月。那时候团队里有个从广州来的小女孩做实习生，现在已经是佛山毕马威交付中心的合伙人了。
那几年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底稿是英文模板翻译过来的，方法论是国际团队教的，但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中国企业的——中国的账本、中国的发票、中国的“特殊情况”。你很快就会发现，国际准则是一套逻辑，中国企业的现实是另一套逻辑。怎么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每一个本土审计师的日常功课。
也是在那个阶段，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件事：那些在香港和海外接受了训练的前辈们，他们最宝贵的能力其实不是“懂国际标准”，而是“懂两边”——能在两种体系之间搭桥。而如今，这批从未在海外工作过的内地审计师，他们不需要搭桥，因为他们就是桥本身。
2010年，毕马威华振派我去奥地利维也纳。任务是在那里设立一个中国业务中心，服务中国企业走向中东欧。
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一个翻转。1983年，何潮辉从海外回来帮中国对接世界。2010年，一个在中国本土成长的审计师被派到欧洲，帮中国企业走出去。方向反转了。
但那两年教会我的，远不止“方向反转了”这么简单。
站在欧洲人那边，他们看中国投资者，情绪是复杂的。觉得中国人出价高，觉得中国人不懂规矩。有些交易，明摆着不会卖给中国人——但也会找一个中国买家来谈判，目的只是把价格抬高。你是被需要的，但不一定是被尊重的。这种区别，站在那边的人感受得到。
而站在中国企业这边，走出去同样不是一路凯歌。带着资本和决心来，但对脚下的土地了解得太少。我自己经历过一个场景——几位中国投资人站在一座厂房边上，热烈讨论着：“一个星期工人干40个小时，利润率能有多少？”我不得不提醒他：当地的劳动法规定，一周的工作小时数是35个小时。他们愣了一下。那一刻我意识到，“走出去”的困难，很多时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胆量的问题，而是你对另一个世界的日常运行一无所知。你需要有人告诉你这些——不是从教科书上读来的，而是真正站在那里、活在两种经验里的人。
1997年6月30日的夜晚，毕马威香港在太子大厦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那是回归之夜——窗外是庆回归的烟花，屋里是摊开的中国电信十月上市的审计底稿，和一屋子通宵没走的人。所有的前期工作必须在七月中旬前完成，没有退路。
回归后的一次合伙人会议上，毕马威香港做出了一个决定——接管毕马威国际在中国的经营权。一位早期的香港合伙人后来回忆说，最早香港毕马威是英国人开的，他是第二批香港本地合伙人。英国前辈离开时的样子——没有公开的冲突，只是慢慢不再出现在核心位置。他们培育了这个市场，最终他们也把这个市场交到了他们带出来的香港合伙人手里。
同样的逻辑，后来在内地重演了。改革开放之初，因为香港市场经济起步更早，文化接近，由毕马威香港来管理内地业务，顺理成章。那时候内地没有第三方审计与西方接轨的专业人才。2000年前后，郝荃回到北京，成为毕马威中国第一位中国内地籍合伙人，也是毕马威有史以来第一位成为合伙人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她在海外待了十多年，又选择回来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二十多年过去，内地的合伙人团队成长起来了。2012年，财政部推动“四大”从“中外合作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技术，但意义在于：这家机构不再是一个“中外合资”的产物，而是一个由现任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国实体。2015年，邹俊成为了这家中国合伙制企业的首席合伙人。
也是在2015年，郝荃退休。但她没有离开。她花了很多时间在一所专门为流动儿童开办的公益初中上——由一众海归朋友发起，在北京大兴一个废弃厂房里办的初中，专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一个从人民大学讲台出走、从海外归来的审计师，最后与她的朋友们一道，为流动儿童寻求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合一的途径。这不是行业的事，但恰恰是一个行业人“落地”最真实的样子。
2025年10月1日，邹俊成为首位土生土长的毕马威中国主席。十几天后，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国正从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加速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一个行业机构的本土化和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同一个时刻。
2026年5月，黄文辉接过了首席合伙人的位置。他和我一样，都是从审计一线一路走到这里的——只不过他的起点是毕马威上海办公室。
四十三年前的1983年，一个叫何潮辉的华侨走进了北京建国饭店108房间。那时候的中国，粮票和布票还在流通。
四十三年后的今天，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两百多位合伙人，几乎全部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内地人。华振——当年写下这名字时，是一个期许；现在回头看，已是一个事实。
本文内容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或特定情况而提供。虽然我们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我们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内容行事。本文所有提供的内容均不应被视为正式的审计、会计或法律建议。
©2026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毕马威国际及其关联实体不提供任何客户服务。各成员所均为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其对自身描述亦是如此。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