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力如山

　　在如今的金融圈，体面的告别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通常我们能看到的行业人事变动，往往是下面的员工没有体面，中间的员工没有告别。即便是最上面的领导离开，金融机构顶多也就只有一纸公告，在短短几句话里塞满极其考究的修辞。

　　我原以为整个行业对此都习惯了，直到上周五在朋友圈里，刷到国联民生证券宣告葛小波辞去总裁职务的消息。

　　难得看到现在还有券商，会像过去行业里常见的那样，专门推送一封这么长的感谢信，特别是最后那句结尾看起来充满温情：

“未来无论身在何方，葛小波先生都是国联民生证券永远的朋友和荣誉员工。”

　　虽然葛小波这段在国联民生的旅程，总结起来可以简单到只有八个字：“七年深耕，至此落幕”。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熟悉证券行业，就会明白：

　　任何一家证券公司里重量级人物的去留，从来就不只是他个人的事。它往往预示着业务线的重组，时代的翻篇，或者庞大人事关系的再度重旋。

　　尤其是这个人的身上，还牢牢贴着另一家券商的标签：

　　中信证券。

　　01

　　在券商这个流动性极强的行业里，机构的标签往往都是阶段性的。

　　年轻从业者简历上的“三中一华”只是镀金的过往，都是为了在下一次跳槽时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待遇。

　　但葛小波不同，或者说他那个年纪的从业者不同。

　　那时候确实有过一批会把青春、热血和职业生涯的最底层地基，全部打在一家券商的从业者。

　　比如在1997年中国资本市场还处于开荒探索交织的年代，葛小波就加入了中信证券，一干就是22年。

　　投行、风控、财务、衍生品、海外、固收……证券公司里最核心的业务线，被他在中信证券挨个走了一遍后，最后这位中国的首批保代坐上了执委会委员兼财务负责人、首席风险官的位置，成为券业老大哥最核心的舵手之一。

　　2018年，他在中信证券领取的税前报酬是1566.87万元，位列当时的全公司高管第一，全行业前五。然后就在2019年，突然选择了离开。

　　2019年4月8日，中信证券公告葛小波因个人原因辞去全部职务。两个月后，他的新名片印上了“国联证券总裁”。

　　外行们当然看不懂这一步棋，甚至大多数从业者也看不明白。

　　毕竟那时候的国联证券，只是一家无锡的区域券商。无论是在体量、资源还是视野上，国联别说与中信相比了，在大多数同行眼里甚至不如自己的投行子公司华英证券。

　　更何况到国联后的葛小波，拿的薪酬是333.5万元。

　　所以放弃绝对的头部平台，放弃千万的年薪，奔赴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且地方色彩浓厚的新战场，就为了一个券商的总裁名片？

　　当然不是，而是为了另一张名片：王东明。

　　1995年，王东明加入筹备中的中信证券，一路披荆斩棘坐到董事长。他不仅曾是中信证券的掌舵者，更是塑造了这家中国第一大券商的灵魂人物。

　　当年就是他和中信证券的故事，才吸引我写出了那篇《降龙已不再，空余十八掌》，从此开启了我对券商历史的研究和书写兴趣。

　　但当年那篇写的是中信而不是国联，所以并没写到2016年63岁的王东明退休，随后被聘为国联证券顾问的故事。自然也没写到葛小波曾与王东明在中信共事十八年，一起经历了2015年的股灾。

　　更重要的是除葛小波之外，那几年陆续从中信南下到国联的，还有一支建制几乎完整的队伍。

　　也正是因为这一场迁徙，同行们私下对国联证券有了一个新的称呼：

　　小中信。

　　02

　　2019年的那一场人事迁徙，其实规模并不算大，也没在证券行业里引起多大讨论。

　　即便在那支迁移队伍里，都是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的名字：中信证券原人力资源部执行总经理王捷、信息技术中心执行总经理汪锦岭、深圳分公司尹红卫．．．．．．

　　即便他们过去后的职务，分别是国联证券的人力资源总经理兼董秘、首席信息官、首席财富官兼副总裁。以至于国联证券的核心管理团队，几乎被“中信人”彻底换血。

　　但这些“即便”在证券行业的历史长河里并不少见，所以在早已习惯的大多数同行眼里：

　　中信依然还是中信，国联也只会是国联。

　　今天再回头看，那场迁移却成就了证券行业里最值得讨论的七年。

　　比如在同行们都可以想象到的水土不服与文化冲突之下，一家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证券公司，是如何迅速被带入到了国际投行的运转状态。就像2020年7月，国联证券成功登陆上交所时，葛小波到任仅一年有余。

　　特别是在2025年，国联证券完成对民生证券的合并，成为了如今的国联民生。

　　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想象两家券商合并的复杂过程了，因为在合并后的首个完整会计年度，已经可以清晰看到这家一直排在行业中游的券商：

　　2025年营收达到76.73亿，位居行业第16，同比增长185.99%，归母净利润20.09亿，翻了四倍。

　　当然，如果按照我几个月前写的那篇《2026券业新格局：双峰、八强和其他。》里，对中国证券行业格局的分析结果：

　　券商的资本实力胜于一切。

　　我们完全可以将现在归功于合并的结果，是因为合了体量更大的民生证券才使总资产突破两千亿，再叠加好的市场环境，最终迎来营收和利润高速增长。

　　但如果仔细看下国联民生的具体业务排名，就可以看到其投行保荐、公募交易量等多项核心业务指标，已经冲进了行业前十。

　　这些就无法归功于合并的结果了，更多体现了国联民生良好的消化能力，或者说优秀的经营管理能力。

　　既然七年后的国联民生，已经用公开业绩证伪了那句“国联也只会是国联”。那么对当年被迁移的中信证券，如今又该如何看待那句“中信依然还是中信”呢？

　　2019年的媒体报道里，曾有接近中信证券的人士说：

“中信证券多年来经历诸多大事件，但龙头优势依旧，可见中信证券早已具备体系优势，不会因为个别人的离职而受较大影响。”

　　换成任何一家上市券商，大概率都会在此时用这种方式，给媒体透露这类安抚人心和稳定股价的场面话。

　　但在七年间还不断用事实证明这是实话的券商，恐怕也就只有引领行业多年的老大哥中信证券了。

　　比如最新的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信证券的总资产已冲破两万亿大关，营收高达749亿，归母净利润300.76亿。

　　不仅中信一家的净利润，已经几乎等于第三名华泰与第四名广发的总和。而且整个证券业能与之抗衡的，也仅剩由两家前十券商合并而成的国泰海通了。

　　中信证券和国泰海通这两座券业双峰，在任何数据上都已与其他券商拉开巨大的真空。

　　而中信证券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报显示，其半年营收已接近500亿，同比增长50%，归母净利润233亿元，增长近70%。

　　最关键的是加权ROE也同比抬升2.88%，达到惊人的7.81%。

　　虽然26年上半年报显示国泰海通2.5万亿的总资产规模，已经反超中信证券的2.4万亿成为全行业第一。但论及赚钱效率，中信的ROE远超正处于合并整合期的国泰海通。

　　在证券行业依然可以信奉那句：规模是合并出来的，效率是经营出来的。即便发生过2019年的迁移，中信也依然还是中信。

　　毕竟2016年接任中信证券董事长至今的张佑君，2016年接任总经理如今已退休的杨明辉，均是早在1995年中信证券成立时就加入了的老中信。包括接替杨明辉担任中信证券总经理至今的邹迎光，也是很早就在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来回熟悉的老资历。

　　如今看来，2019年走了的那一批人，带走的确实不是中信而是中信的基因，还用7年时间在另一片土壤培育出了小中信。

　　而留下的那一批人，也同样留下了中信的基因，甚至用7年的时间让基因运转得更具成效。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国联民生的这一次迁移呢？

　　03

　　国联民生在公告葛小波辞职的同时，已经明确接下来会由公司执行副总裁汪锦岭，代为履行公司总裁的职责。

　　果然在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里，又有接近国联民生的人士说：

汪锦岭担任代总裁，无疑具有两个层面的优势。一方面，其与党委书记、董事长顾伟长期良好配合，有望持续构成“国资掌门人+职业经理人总裁”的合理搭配。

另一方面，汪锦岭的中信证券从业背景，也有助于稳定公司内部庞大的“中信系”骨干团队：这批近百人的业务中坚力量本就是跟随葛小波从原国联证券时期成长起来的核心人才，由同样具备中信背景的汪锦岭接掌经营层，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延续既有的管理风格与业务逻辑，减少因人事更迭带来的磨合成本。

　　这几句解释肯定比2019年中信人士的那几句更让外行信服，至少字数上看起来就更多。但要想让同行们信服，可能还需要花时间再观察点别的。

　　比如关于葛小波的下一站，是不是像媒体所说的或将加盟华兴资本。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移动互联网创业者疯狂烧钱的时代，金融从业者们可能会对华兴资本的实力感受更深。就像2015年5月，中信证券就与华兴资本签署过战略合作协议。

　　那时的华兴，在海外市场和私募融资领域长袖善舞，滴滴快的、美团点评的并购案让其声名鹊起，但A股市场却是其急需补齐的短板。

　　而那时的中信证券，A股的业绩早已是行业前列，但在日新月异的新经济领域，却一直有着传统金融机构的迟钝，亟待补课。

　　只是后来的故事，并没有按照剧本写好的那样发展。

　　2015年下半年的A股深度调整，让中概股VIE回归的浪潮戛然而止，两家机构的联手并未产生多少轰动。更别提几个月后，王东明就退休了。

　　而华兴资本的创始人包凡，则在2023年经历了漫长的失联。虽然他已经在2025年低调现身，但如今也已退居华兴的幕后。

　　经历过那次巨大人事震荡的华兴资本，如今确实正向传统的金融机构学习，逐步建立自己非依赖于创始人个人魅力的机构体系。

　　这时候迎来一位从中信走出来，又带出过“小中信”队伍的专业管理人士，在供需上就非常匹配。

　　但这究竟只是供需上的匹配，还是2015年那座桥梁在漫长岁月后的自然延伸？

　　我们这些凡人自然无法知晓神话背后的故事，也许前者可以代表命运的伏笔，也许后者本就是金融圈里的一种专业管理。

　　毕竟在中国的金融行业里，最坚固的关系往往不是靠股权结构、合作合同或一纸任命书连接起来的，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欣赏、默契，甚至是同桌饮酒的半小时，都能在十年后的某个节点轰然回响。

　　因为人走到哪里，那张无形且坚韧的网，就会延伸到哪里。

　　就像那本《中县干部》里写的那样。

　　04

　　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完成了一篇长达25万字的论文，名为《中县干部》。

　　论文的作者在中部一个80万人口的农业县挂职两年，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和机关大院，访谈了161名干部，搜集了全县101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履历，最终才得以完成发现：

　　在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县城里，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

　　随着时代的变迁，强势单位不断变化，中县干部子弟们也随着单位的盛衰而流动，但他们的命运轨迹基本都被一张大网托底，绝对不会落空。

　　在这篇论文的扉页上，只写了一句深沉的话：

　　“献给中县干部。”

　　十几年过去，这篇论文依然不时被人们翻出。因为它用扎实数据和科学方法，解释了一个普遍真相：

　　在一个高度成熟的系统里，人虽然会离开、会更替、会生老病死，但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永远都在。

　　我并不觉得真相有褒义或贬义之分，就像如果说中国证券行业里也有一座无形的“中县”，那么最终在这里所形成的所谓关系网，也只是在描述中国证券业发展三十余年里的一种生态现象：

　　生态里会自然产生出顶级的金融机构，在无意中超越单纯的营利范畴，成为一所庞大的隐形干部学校。它以极高的标准筛选人、以极高的压力培养人、以极大的胸怀输出人，并且能够极其从容地消化任何核心骨干的离开。

　　在中国证券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里，也确实产生过很多家类似的证券机构。比如曾经的万国证券、君安证券、国信证券等等，只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有的名字已经消失，有的也只剩下名字。

　　如今在行业里还有这种实力的机构，可能只剩下中信证券。

　　在风起时，是蒲公英飘满了中信的天空。在潮落时，又是中信的干部们，飘满了中国证券业的天空。

　　半空中飘着的，是每一位从业者各自跌宕起伏的命运。最终落下的，是行业一代又一代最理想的胜利：

　　它从不畏惧任何个体的离开，因为它制造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不可替代的天才，而是一整个时代的中流砥柱。

　　如果有人能写本关于中国证券从业者的《中县干部》，那么在书稿扉页上，大概也会有这样一句深沉的致敬：

　　“献给中信的干部们。”

　　毕竟曾经有机会写出来的那个人就是我，只是后来我们都越来越没有再读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