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资管风铃
作者:袁子
2007年,华夏基金的王亚伟凭借226.2%的年度收益率问鼎公募冠军。他1998年就加入华夏基金,在同一家公司深耕了九年,才等到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18年后,永赢基金的任桀以233.3%的年度收益率刷新了这个纪录,他2018年加入永赢,从研究员做起,在同一家公司沉淀了7年。
两次高光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组织给一个人足够长的时间。
2026年7月21日,兴业基金发布公告,总经理李辉因个人原因离任,同日,副总经理黄文锋到龄退休。李辉在任不足三年,公司规模从2900亿元推至5500亿元,但主动权益占比从4.3%降到了3.2%。
这不是兴业基金第一次在关键岗位上换人。
从2019年至今,这家兴业银行持股90%的公募基金经历了多次董事长和总经理更替,以及数轮投研核心人员流失。每一任新帅都带着不同的诊断入场,前任的药方还没见效,就被换成了新的。
市场中的声音多数将其困局归因于“银行基因”,认为银行系公募天然擅长固收,权益转型阻力大。这个解释流行,但也偷懒。
它无法回应一个关键事实,同为银行系的永赢基金,在2023年一季度与兴业基金的主动权益占比几乎相同,均为4.8%。三年后,永赢做到了24.3%,兴业仍然停在3.2%。
区别不在基因,在他们经历了不一样的时钟。
1. 三年之约
2017年末,兴业基金管理规模1736.3亿元。货币基金1145.4亿、债券基金524.7亿、混合型基金66.2亿,三项加总刚好等于总规模。
这家2013年开业的公募基金公司,在运营了将近5年之后,仍然没有一只普通股票型基金。
时任总经理汤夕生在2017至2018年间多次公开谈及产品布局提速。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他将其视为公募弯道超车的机会,明确提出要加大加快标准化产品的布局。言下之意清楚,兴业基金需要补上权益这一课。
补课需要时间。
引进投研团队、搭建选股体系、积累业绩记录、建立渠道信任,是一条至少3-5年的路。汤夕生在任时把这条路走出了最初几步,混合型基金的规模从66亿起步,开始布局权益方向的产品线。
但他没有来得及走完。2019年4月,任期届满离任的汤夕生累计在位5年半,成为兴业基金迄今任期最长的总经理。
接任总经理的胡斌此前在兴业银行工作了十一年,他启动了另一套方案。
2020年,兴业基金的主动权益规模从不到20亿跳升至近78亿。2021年底,这个数字达到172.8亿,占比6.8%,创下公司历史最高。
但这个高点,来自一个人的赌注。
2. 老将遇挫
钱睿南,银河基金出身的“双十”老将,任职超过10年、年化收益率超过10%。在兴业基金决心做权益的阶段,他被引进担任副总经理,同时领衔权益投研团队,亲自管理产品。
2021年12月,兴业基金倚重钱睿南发行了旗舰产品兴睿两年持有期混合基金。首发规模79.5亿份,一步到位地将公司的主动权益盘子拉高了近一倍。兴业基金2021年底主动权益172.8亿元中,偏股混合型占141.6亿,兴睿是其中的绝对主力。
发行时点,万得股混基金指数收于12556.7点,后来才发现那是一个精确的山顶。
2年封闭期内,市场持续下行。到2023年9月底,万得股混基金指数已跌至9000点。兴睿A+C合计净值从约79.5亿降至64.1亿。
但两年锁定期封住了赎回,份额几乎没有变动,仍有79.9亿份。
2023年12月,第一批持有人期满解锁;当季份额从79.9亿份骤降至70.0亿份,近10亿份在一个季度内离场。从此赎回再未停止。
2025年下半年。彼时市场已经回暖,兴睿的单位净值在三季度终于重新站上了1.00元。按常理,基金终于回本,持有人应当安心持有。
事实恰恰相反,2025年三季度,兴睿遭遇在回本出逃效应下出现了成立以来最大单季赎回,15.7亿份离场,份额缩水34%。
净值重回1元成了离场信号,持有人等了4年,等的只是一个不亏着走的机会。
到2026年中,兴睿的份额只剩11.3亿份,是首发的14.2%;此时单位净值已交发行增资超过6成,基金开始赚钱,但绝大多数投资者没有享受到这段涨幅,而是回本那一刻离开。
钱睿南本人的轨迹同步下行。2024年3月他卸任副总经理,只保留基金经理身份,六个月后彻底离开兴业基金。2025年3月,他加入了规模更小的惠升基金,重新担任副总经理。
从银河的双十老将,到兴业的权益旗手,再到惠升的重新出发。钱睿南的故事不只是个人的起落。
他是兴业基金权益转型最典型的试验品:
一位成绩并不差的投资人,被放进了一个错误的时间窗口,用了一个承受不起失败的产品形态。
兴睿的溃败未必投资能力的失败,是一个组织在权益领域缺乏试错余量的缩影。
一只旗舰产品要么成功,证明路线正确;一旦失败,整条路线连同它的执行者一起被否定。
3. 改弦易辙
2023年9月,李辉出任兴业基金总经理,这是公司成立以来首次通过市场化外聘选任总经理。他此前在国泰基金工作了十三年,从财富大学、总经理办公室、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一路做到副总经理,更早还有保险和外资银行的从业经历,背景在综合管理而非投研。
对于刚经历兴睿困境的兴业基金来说,这是一个信号。
问题的定义变了,不再是缺一个能打的投资总监,而是需要一套新的打法。
李辉的打法是被动化,股票型ETF和指数增强产品在他任期内密集上线。
2023年三季度之前,兴业基金的股票类被动产品仅有5只。李辉到任后快速扩容,到2026年中旗下被动权益产品总规模从2.0亿增至52.5亿。
兴业全部ETF产品的总盘子184.3亿中,有174.0亿是一只科创债ETF,真正的股票类被动产品合计仅10.3亿,分布在9只产品中,中位规模不到1亿。
ETF的尝试是真实的,体量上远未改变格局。
更残酷的算术在总量层面。李辉任内,兴业基金总规模从2887.6亿增长到5519.3亿,增幅91.1%。增量拆开:货币基金贡献了60.3%,债券贡献36.1%,主动权益贡献1.8%,被动权益1.9%。
主动权益的绝对规模确实从125.5亿增至174.0亿,增长38.6%。但同期万得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从9075.7点涨至14123.0点,涨幅55.6%。如果兴业的主动权益产品只是被动地跟着市场涨,规模应当超过195亿,实际只有174亿,意味着三年间持有人净赎回超过20亿。
李辉把公司从2900亿做到了5500亿,这2600亿增量中,96%流向了货币和债券。主动权益占比从他到任时的4.3%一路走低,最低触及2.2%,任期结束时勉强回到3.2%。权益转型在他的任期内没有失败,因为它没有被真正启动。
这或许并非李辉的个人失职,他面对的是一个系统性困境:渠道资源来自母行,母行的客户天然偏好固收产品,每一次规模膨胀都在强化这个倾斜。
公司需要做大规模来支撑营收和利润,而做大规模最快的路就是固收。权益的种子种在了大田旁边的一小块地里,每到丰收季,大田扩张的边界就把它的阳光又遮掉一些。
4. 代行之治
把某一任领导的成败单独拎出来,兴业基金只是一家公募的管理个案。时间线拉长到十年,浮现的是一个长期问题。
从2019年汤夕生任期届满至今,兴业基金的高管更替异常密集。董事长一侧,2023年4月官恒秋到龄离任,叶文煌接棒,2025年10月叶文煌也到龄退休,刘宗治从兴业银行调任。
总经理一侧更为动荡。胡斌2019年4月接任,2023年6月因工作变动离任,董事长叶文煌代行总经理职务三个月,直到李辉到任。2026年7月李辉离任,在位不足三年,总经理一职再次由董事长代行,这一次是刘宗治。
每一位总经理给出了不同的诊断。汤夕生看到的是产品线不完整,胡斌任内公司在2021年引进钱睿南,指向的是投研能力不足。
李辉出身公募的综合管理条线,他的答案是扩张被动产品线。刘宗治在兴业银行的履历集中在投行与风险管理,如今以董事长身份代行总经理,视角又将不同。
从银行派的总经理到市场化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再到风控出身的董事长代行,每一次人事轮替意味着战略方向的重新校准。
但校准需要的执行周期,长于掌门人的在位时间。
这就是时钟问题。
权益能力的建设至少需要五到七年才能看到结果,前两年引人搭架构,中间两年积累业绩记录,后面才开始产生渠道号召力和持续申购。
汤夕生之后的两任总经理分别在位四年和不足三年,都短于这个周期,每一任都在半成品的地基上推倒重来。
制度设计进一步压缩了窗口。公募行业的发起式基金有“三年大考”,成立三年后规模低于2亿元,基金自动清盘。
一只权益新品从发行到生死判决只有三年,如果这三年恰好遭遇市场下行,规模缩水几乎必然。兴业基金的多只发起式权益产品面临的正是这个处境。
问题不在于某一任领导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组织没有给任何一任领导足够的时间,去做对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事。
5. 相似起跑
如果“银行基因”是根本原因,那么所有银行系公募都应该有同样的困境。
宁波银行旗下的永赢基金2013年成立,与兴业基金一样以固收起家。
2021年三季度,永赢的主动权益占比一度达到11.3%,此后随市场回落一路下滑,到2023年一季度降至4.8%,与兴业恰好相同。
两条曲线在这里交汇,两家公司的总规模也处于同一量级,永赢约2970亿,兴业约2999亿,两家均为银行控股,成立年份相同。如果银行基因决定了权益天花板,那么永赢和兴业应该有近似的命运。
三年后的2026年二季度,永赢的主动权益占比达到24.3%,绝对规模1837.2亿元。兴业仍然是3.2%,174.0亿元。两条曲线在2023年一季度交汇,此后命运迥异:到2026年二季度,永赢将主动权益规模扩大了近13倍,兴业几乎原地踏步。
同样是银行系公司,两种命途相背离。
必须承认,永赢的爆发高度集中在最近一年半。
从2023年一季度到2024年底,永赢的主动权益规模只增加了约25亿元,占比一度跌到2.7%;此后六个季度增加了约1669亿元,占整段增量的98.5%,时间上与AI算力行情高度重合。如果把这段爆发完全归功于组织稳定,就是事后归因。
行情是风,组织决定帆有没有挂起来。
同一阵风也吹过兴业:从2024年底到2026年中,兴业的主动权益规模从92.6亿元增至174.0亿元,不到翻倍;永赢同期从168.2亿元增至1837.2亿元,增长到原来的近11倍。
永赢的组织时钟真正起作用的,是爆发之前那几年。
2016年12月,马宇晖出任董事长,芦特尔出任总经理,这对搭档合作至今已近十年。
2022至2023年市场低迷、自家权益占比持续下滑时,永赢没有改道,而是逆周期扩充投研团队,布局了10只发起式基金。
人才上,永赢同样两条腿走路。高楠2023年从恒越基金加盟,李文宾2024年从万家基金加盟,属于成熟的外部基金经理;任桀则是2018年入职的研究员,2024年10月才开始管理产品。
兴业同样走过外部引进的路,钱睿南就是例证,区别在于一次挫折之后发生了什么。兴睿受挫后,兴业在2023年换帅,打法转向被动化;永赢在占比跌到2.7%的时候,仍在加人、加产品。
外部空降需要快速见效。
明星基金经理薪酬对价高,产品发行窗口有限,持有人对短期业绩的容忍度低。一旦遇上市场下行周期,两三年的投入可能归零。
内部培养更需要管理层的耐心。
一个研究员从入职到独立管产品,通常需要3-5年,从管产品到形成市场号召力,又需要2-3年业绩积累,周期合计5-8年。只有管理层保持战略方向一致,这条路线才走得通。
当然,永赢的故事并非没有隐忧。
截至2026年8月21日,永赢智选系列17只基金中有10只年内收益为负,任桀管理的港股通科技智选成立以来最大回撤接近39%。高层稳定之外,永赢的基金经理队伍相当年轻,据2025年底的统计,平均管理年限3.7年,低于行业的5.0年。
这是另一层时钟考验,永赢能否把一轮行情里跑出来的明星,沉淀为穿越周期的团队。
相比之下,兴业基金还没有走到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阶段。
6. 费改之后
2026年上半年,兴业基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财务成绩单。营业业收入9.7亿元,同比增长38.9%;净利润3.6亿元,同比增长49.6%;净利率回升至37.2%。在同规模梯队的公募基金中,这个利润率排在前列。
利润增长的来源是规模。2026年上半年公募管理规模达到5519.3亿元,较年初增长19.3%,增量的主体是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利润率的提升得益于规模效应:固收产品管理成本低、边际利润高,规模越大,净利率越容易上行。
这里藏着一个悖论。
2026年是公募基金销售费用改革正式实施的第一年。新规的政策意图之一,是引导基金公司从依赖销售驱动转向依赖投资能力。管理费整体下行,尾随佣金受到约束,理论上应当压缩固收产品的利润空间,倒逼公司向管理费率更高的权益产品发力。
但对兴业基金而言,费改的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管理费率下调时,维持利润的唯一办法是做大规模,而做大规模最快的通道,仍然是母行渠道优势最集中的固收和货币产品。费改没有打破旧模式,而是加速了旧模式的运转。
兴业基金2026年上半年的利润增长是这个逻辑的最新注脚,收入增速近四成、利润增速近五成,全部由固收和货币的规模扩张驱动。
权益不是利润表里的主角,在这套财务模型里,权益转型做与不做,对利润表没有显著差异。
2026年7月,李辉离任,总经理一职由董事长代行,九年前汤夕生设想的权益蓝图,至今还是一张草稿。
从2017年底没有一只股票基金到2026年中的174亿主动权益,9年增长的绝对数字看起来不算太差。
但主动权益占比从不到1%上升到3.2%,公司排名始终在二十名开外,同一起跑线上的同行已经做到了24%。
兴业基金不缺利润或规模,也不缺想做权益的新任领导。它缺的是一段够长的、不被打断的时钟。
2025年,兴业基金全年营业收入15.2亿元,净利润5.1亿元,净利率33.6%,高于同梯队多数同行。这是一家赚钱的公司,总经理一职再度由董事长代行。
下一位坐上去的人,或许还会有一套新的诊断,一条新的路线,和一个不到三年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