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IMI财经观察
编者按
6月17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人工智能在资本市场的应用快速铺开，在深度赋能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监管部门将适时发布相关指导意见，依法从严打击利用人工智能非法荐股、造谣传谣和违法交易等乱象。随后，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召开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监管联络员会议进一步提出，共同做好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等工作。随着互联网平台和智能技术日益介入投资信息传播，财经意见领袖已成为影响个人投资者判断的重要力量，但社交影响力能否真实反映投资能力，仍有待检验。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国内某头部基金销售平台账户级数据，实证考察金融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与投资能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二者错配的表现、形成机制及异质性，并提出完善平台治理、优化评价机制和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政策建议。IMI财经观察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以飨读者。
《资本市场中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代表投资能力吗？》
摘要：
金融意见领袖是散户获取价格信号和模仿追随的准信息中介。本文检验了金融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是否与投资能力匹配。基于某头部基金销售平台意见领袖账户级数据， 本文发现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越强， 投资回报越低， 投资能力越差。机制分析表明， 市场影响力与投资能力错配主要与意见领袖的引流动机、印象管理动机、投机性动机有关， 且其投资表现不可持续。本文发现， 通过意见领袖的社交互动信息含量、信息渠道丰富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其投资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 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和投资能力的错配程度在女性、年长、APP使用年限较长、指数基金占比较低及资产规模较大的个体中更低， 在市场收益更高和市场风险更高时加剧。本文以大样本证据证实了金融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表象和真实投资能力间存在系统性扭曲， 这一发现为优化公募基金市场信息生态、治理新型金融风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一
引言
金融科技平台是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是满足多层次金融需求、引领金融守正创新、推动公募基金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王辉等，2024；Roussanov et al．，2021；Hong et al．，2025），在降低信息成本、提升基金市场份额（You et al．，2023）、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近年来，平台的信息传递功能日益完善，在线金融社交平台如SeekingAlpha、雪球、股吧等，日益成为投资者发表观点、讨论市场重大事件和分享投资策略的平台，对资本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Chen et al．，2014）。
个体在社会互动中通过策略性的信息呈现来塑造他人对自身的看法（Scott&Schlenker，1981）。在金融科技平台中，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的去中心化传播催生了金融意见领袖（大V）的崛起，这类人群成为了散户获取价格信号并进行模仿追随的准信息中介。金融意见领袖多以“专家”“网红”“达人”等身份自居，既能让散户产生天然的亲切感，又与散户有相似的投资行为，在散户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金融意见领袖拥有大量追随者（粉丝），被散户熟知并信赖（Cao et al．，2025），逐渐成为社交信息传播中的核心节点，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满足了散户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信息需求，改变散户的投资行为（Pedersen，2022），最终影响投资回报和资产价格（张科等，2022；Ammann&Schaub，2021）。意见领袖在降低信息获取门槛、聚合分散信息、增强市场参与度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广泛存在是散户信息需求增加与信息供给不足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
对于注意力有限和金融素养不足的散户而言，追随金融意见领袖能够显著降低信息筛选与投资决策的成本，缓解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决策焦虑。然而，金融意见领袖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其市场影响力是否真正与投资能力匹配一直颇具争议。一方面，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主要源于散户的跟随行为。当声誉机制发挥作用时，散户会根据意见领袖过往收益调整信任程度，筛选出真正具有预测和分析能力的意见领袖。另一方面，意见领袖市场影响的形成过程受到社交信息传递偏差的影响，其往往选择性披露对自身形象塑造有利的信息，隐瞒负面信息，导致散户无法有效甄别其投资能力。近年来，金融意见领袖群体初具规模，成为不可忽视的准信息中介，其投资行为和市场动机日益复杂。中国资本市场中投机氛围浓厚，意见领袖操纵市场的反面案例比比皆是（Kakhbod et al．，2023），严重损害了散户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孔傲等，2024），引发了监管机构的持续关注[1]。在此背景下，意见领袖究竟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专业投资者，还是“徒有虚名”的噪声投资者，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予以回应。
利用国内某头部科技平台提供的意见领袖独特账户级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中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和投资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了金融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和投资能力错配的原因。研究发现：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代表其投资能力。首先，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与其投资能力负相关，意见领袖粉丝数（社交活跃度）越高，其投资回报越低。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引流动机、印象管理动机、投机性动机是导致高市场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影响力和投资能力错配的重要原因。同时，意见领袖的过往收益不代表未来收益，其收益在时序上存在强烈的“反转”特性。最后，本文发现通过一些易于观测的行为可以推断意见领袖的投资能力，包括发帖中的信息含量和社交学习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年长、APP使用年限较长、指数基金占比较低及资产规模较大的意见领袖，其影响力和投资能力的错配程度更低。市场情绪越高涨或收益波动越剧烈时，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越容易与真实投资能力脱节。
本文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第一，本文丰富了社交金融（Social Finance）领域的研究。对金融的经典解释往往忽视了塑造经济思维和行为的社会过程（Han et al．，2022）。在中国情境下，过往研究主要聚焦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的影响（马卫刚和王兴启，2024；王春雷等，2024），但针对金融科技平台投资者决策和互动过程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中有着天然优势（董占奎和任传普，2019）。社交互动主要从提供信息（Crawford et al．，2017）、发挥同伴效应（Heimer，2016）、社会学习（Bursztyn et al．，2014）三种渠道影响投资决策和回报。论坛、社交媒体（Sui&Wang，2025）、“互动易”和“上证e互动”（丁慧等，2018）等信息中介显著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何贤杰等，2018）。但投资者社区存在大量噪声（Pedersen，2022；Kakhbod et al．，2023），社交平台中的散户行为偏差依然存在，作为金融科技平台中的特殊参与者，意见领袖对平台的信息环境和交易效率产生了深刻影响，显著影响了散户决策。本文为理解金融科技平台的有效性提供了新视角，并为解释个人投资者之间的社交互动行为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
第二，本文填补了中国情境下新型行为偏差的研究空白。中国资本市场是全球最典型的“散户市”，散户表现出多种非理性行为，包括有限注意力（刘洋溢等，2022）、过度自信（频繁交易）（Barber&Odean，2000）、处置效应（陆蓉等，2022）、羊群行为、趋势追逐等。中国基金市场长期存在“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现象，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投资者理性的缺失（刘洋溢等，2022）。本文揭示了意见领袖这一特殊市场参与者的潜在风险。在不成熟市场中，金融科技平台声誉机制难以发挥，意见领袖普遍存在社交传递偏差，散户无法通过市场影响力信号筛选出有效的准信息中介。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中国散户投资行为的理解，也为防范化解新型金融风险、提高投资者金融素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三，本文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监管机构、金融科技平台和散户投资者的突出问题：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与投资能力是否存在错配？中国资本市场拥有全球市场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散户投资者群体。在2.21亿投资者中，99.76%为个人投资者，其中持股市值在50万元以下的小微投资者占比达95.99%。近年来，部分机构重市场开发、轻权益保护，重业务拓展、轻风险揭示等问题依旧突出，社交平台成为投资者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社交媒体信息来源去中心化、传播渠道复杂多元使得市场信息真假难辨，进一步放大了散户非理性情绪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孔傲等，2024）。本文以大样本证据打破了对意见领袖的固有认知，对丰富投资者保护工具箱、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具有重要意义。
二
理论逻辑：社交传递偏差下的信号扭曲
资本市场中的散户投资者往往具有不同的个体特征与金融素养禀赋，集中表现为高度差异化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投资能力。金融科技平台的迭代更新加快了个人投资者的群体分化，使个人投资者因互动形成了彼此间相对稳定的群体结构。在这种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中，投资者群体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即投资者网络中并非每个投资者都具有同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处于社交网络结构中心的权威投资者对网络中的其他投资者产生非结构性的影响，并逐渐分化出一类特殊的个人投资者—意见领袖（Financial Influencer）。传播学理论认为，粉丝数量是意见领袖的显性标准，而信息传播数量和话语权则是其隐性标准（丁汉青和王亚萍，2010）。
1．社交传递偏差。社交传递偏差（Social Transmission Bias）指信息、信念、信号在社交传播过程中的系统性扭曲，并通过递归放大最终塑造群体信念和市场行为。社交传递偏差主要表现为两种机制：信号扭曲（Signal Distortion）和选择性传播（Selective Transmission）[2]。社交传递偏差解释了资本市场中多种现象，例如博彩偏好、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波动、主动型基金策略持续扩张等。社会成员更可能模仿那些在高风险项目中成功的人而忽视失败者，媒体也倾向于高频传播这些案例，导致社会信念系统性偏好乐观，推动集体追捧高风险、高回报但低成功概率的“登月型项目（Moonshots）”（Hirshleifer&Plotkin，2021）。投资者在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传播不仅受到投资回报预期的驱动，更受到“印象管理”驱动，即希望在他人面前展示有远见、洞察力的形象，印象管理推动投资者优先分享那些“引人注目”、建立印象但价格信号含量较低的信息，导致噪声传播（Chen&Hwang，2022）。此外，过度推断（Overextrapolation）是一种典型的社交传递偏差。投资者在形成回报预期时会过度参考历史收益表现，近期高收益资产更容易被投资者预期未来取得高收益（Da et al．，2021）。
2．金融意见领袖形成机制中的社交传递偏差。金融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积累主要来自3个方面（Cao et al．，2025）：（1）历史业绩。个人投资者存在代表性启发偏差（Tversky&Kahneman，1974），散户和意见领袖存在较强的业绩追随关系（Performance-following Relationship），以意见领袖历史回报为依据容易导致散户过度推断意见领袖的投资能力，散户倾向追随历史业绩表现较好的意见领袖（Han et al．，2022）。（2）社交互动。活跃的社交互动是意见领袖影响力扩大的重要途径，但意见领袖可能“报喜不报忧”，选择性展示对自己有益的投资表现而隐瞒不利的投资表现，即自我增强报告（Self-Enhancement Report）（Sui&Wang，2025）。当自我增强报告与过度推断相互叠加时，将导致高风险投资策略在偶然获得正收益时被意见领袖激进地传播，并被投资者盲目地采纳，成为平台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主流策略，从而导致社交传递偏差，加剧散户的投资风险（Han et al．，2022）。（3）投资风格。投资指数基金是衡量意见领袖投资能力的另一重要指标（Cao et al．，2025）。指数基金投资收益更多源于意见领袖自身的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加剧了散户的过度推断偏差。当意见领袖在指数基金投资中取得较高回报时，追随者（散户）更可能将投资成功归功于意见领袖。
3．金融意见领袖市场影响中的社交传递偏差。资本市场中意见领袖普遍存在社交传递偏差。在市场观点和价格形成过程中，狂热分子与理性投资者的观点最终主导市场[3]。②主导权取决于其在社交网络中被追随程度和节点中心性，价格泡沫、异常交易量、价格动量反转与网络结构中高影响力节点（意见领袖）、狂热分子互动和天真投资者从众有关（Pedersen，2022）。意见领袖可以分为有技能的、无技能的和反技能的[4]。只有28%的金融意见领袖属于有技能的，而反技能意见领袖（占比56%）和无技能意见领袖（占比16%）才是平台主流。反技能的意见领袖倾向发布显著乐观内容，往往在股票上涨后发帖，随后股价下跌，加剧了追涨趋势，导致了错误的市场信念和行为扩散（Kakhbod et al．，2023）。意见领袖的情绪信号显著预测未来个股收益，但收益可预测性并非源于其掌握更多基本面或价格信息，而是源于意见领袖能够影响投资者行为并引发股价的同向变动（张科等，2022），且意见领袖情绪在“同群公司”间存在跨公司传播效应（张科等，2024）。意见领袖发帖讨论某只股票后，其追随者购买该股票的概率显著提升，粉丝更倾向于购买意见领袖近期持有且表现较好的股票，高收益和高波动性股票显著增强了粉丝对意见领袖的追随行为（Sui&Wang，2025）。意见领袖间存在信息模仿行为，意见领袖间“绩优为王”，模仿业绩表现优异的同行发帖内容可显著提升短期社交表现，散户投资其产品金额大幅增长（Bian et al．，2023）。
4．文献述评。金融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决策影响、行为塑造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金融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与投资能力之间是否真正匹配是学术和实践相互交织的问题。尽管文献已经讨论了意见领袖在形成过程和投资决策中的社交传递偏差，但现有文献忽视了社交传递偏差在意见领袖影响力积累过程中的潜在后果，未能有效探究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与其真实投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市场影响力是否是有效追随信号仍缺乏实质性证据，散户在观测市场影响力信号时是否因为社交传递偏差错误估计意见领袖的投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检验。一方面，一些金融意见领袖具备较高的金融素养，在市场中有着较强的话语权，并推动了价格信号的传播；另一方面，一些意见领袖利用其市场地位，存在“选择性披露”“过度解读”“市场操纵”等行为特征，倾向展示投资成功而掩盖业绩失败，激励机制亦并非基于信息真实传递，而是依赖平台算法流量和营销动机，这类意见领袖往往缺乏投资能力。基于此，市场影响力背后是“名副其实”的投资专家，还是“徒有虚名”的噪声传播者，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予以回应。
三
意见领袖影响力为什么不能预测投资能力
1．意见领袖的引流动机。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资本市场中的部分意见领袖可能并非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引流”为重要动机。具体而言，意见领袖可能通过引导散户模仿其投资行为、放大自身影响力，从而获得平台流量激励、基金销售佣金或潜在商业合作机会。例如，意见领袖可能受聘于基金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利用其影响力为特定产品隐性代言[5]。在这种情况下，意见领袖的投资行为可能并不服务于其投资收益目的，而是更多专注于维持粉丝黏性和流量转化效率。
“流量”是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变现的核心。由于合谋或流量激励安排往往隐性存在，难以直接观测，本文从散户行为结果出发，采用意见领袖的“被模仿程度”（Leading）作为意见领袖引流动机的识别指标。当意见领袖的持仓变化被后续大量散户复制时，意味着其在平台舆论与信息传播中具备较强的引导效应。然而，这种“被模仿”现象并不必然源于卓越的投资能力，反而可能反映了其有意识地制造“可模仿”的投资信号以获取流量回报。较高的被模仿程度可能表明意见领袖通过频繁发布直观、易复制、情绪化的投资信息，主动塑造“可被跟随”的投资形象，诱导散户参与，进而提高其在平台中的曝光率和商业价值。另外，从基金销售角度看，若意见领袖通过推荐特定产品获取佣金或激励，其投资组合将表现出更高的同质性和可复制性，其被模仿程度将系统性上升，这种现象在被模仿程度指标上具有一致的可观测特征。
本文分析认为，意见领袖被模仿程度强化了意见领袖影响力对投资回报的负向影响，随着被模仿程度的增加，其影响力对投资收益的负向影响更为突出。随着意见领袖影响力增强，意见领袖更重要的动机是在平台中“带节奏”，吸引更多的散户投资者模仿其投资策略。ETF产品发行过程中也存在相似的“博眼球”行为，这类产品发行后也往往表现不佳（Ben-David et al．，2023）。若引流动机过于强烈，意见领袖可能无法成为市场中有效的信息中介，反而可能成为市场操控的潜在参与者，进一步放大散户的风险敞口。
2．意见领袖的印象管理。散户普遍存在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动机，即希望在他人面前展示有洞察力、有远见的形象。印象管理动机会驱使其优先分享引人注目但价格信息含量较低的低精度信息，从而导致噪声传播（Chen&Hwang，2022）。理论模型发现，高印象管理动机的投资者更倾向选择性披露正收益，即“报喜不报忧”，其未来社交互动频率随投资回报的提升而显著增加（Han et al．，2022）。
本文分析同样证明，那些更善于在金融科技平台发言中以印象管理手段维系专业投资者形象的意见领袖可能更不具备投资能力，频繁展示正收益的意见领袖其市场影响力和投资能力的错配程度更严重。
3．意见领袖的投机性。平台中，大部分意见领袖对单只基金的平均持仓不超过4个月（120天），这一高成本的调仓策略可能与意见领袖的投机性有关。本文检验了意见领袖的投机性是否是影响力与投资能力负相关的又一机制。本文使用两个指标衡量意见领袖的投机性：换手率（Turnover）和收益波动性（Weighted_Volatility）。高换手率或高收益波动性组的意见领袖投机性越强。本文实证结果验证了意见领袖的过度交易、高收益波动性可能是意见领袖影响力与未来收益率的负向关系的内在机制。频繁调仓、收益大幅波动可能反映了意见领袖“事后诸葛”的特征，部分投资能力较差的意见领袖通过事后行为在不成熟信息环境中“浑水摸鱼”，而非传递有效价格信号。
4．意见领袖的业绩不可持续性。个人投资者依据简单信号进行非贝叶斯学习（Ben-David et al．，2022）。历史业绩是投资者简单学习的最优信号（李志冰和刘晓宇，2019）。有限注意力的个人投资者会依据基金业绩持续性感知来估计基金收益信号的精度（刘洋溢等，2022）。散户往往通过历史业绩外推意见领袖的投资能力，并追随模仿意见领袖的投资策略（Cao et al．，2025）。但意见领袖的过往业绩能否代表未来业绩，依然有待检验。本文分析表明，历史投资回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意见领袖历史投资回报越高，未来投资回报越低。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样本周期内不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的平均投资收益与综合市场回报率（图1）之间的趋势，发现无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大小，其投资回报率均与综合市场回报率强相关，偏离基准市场业绩并取得超额收益率较为困难。
图1 意见领袖投资收益率和综合市场回报率
四
进一步讨论：如何甄别真正有水平的意见领袖
（一）
哪些信号是意见领袖投资能力的表现
如何有效识别意见领袖的投资能力是解决散户信息来源“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缓解社交信息传递偏差、提升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的重要条件。本文发现，发帖信息含量、信息渠道丰富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甄别出“更有能力的”意见领袖。
1．信息含量。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意见领袖发帖中的信息含量是否能够推断意见领袖的投资能力。本文统计了意见领袖发帖文本中提到的基金个数和股票个数。数据显示，发帖涉及基金个数、发帖涉及股票个数对未来投资回报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见，专注于少数基金进行社交互动的意见领袖更可能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
2．社交互动。社交互动在金融信息的收集、挖掘、传播、解读和利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金融科技平台中，意见领袖同样可以通过订阅他人获取信息，且散户可以在金融意见领袖主页观测到金融意见领袖的订阅信息。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意见领袖订阅行为对其下一期投资回报的影响。意见领袖在平台中可以订阅基金公司和其他用户，本文定义的订阅行为包括投资者在平台中订阅的基金公司数量、订阅的其他用户数量和订阅总数。数据显示，意见领袖在平台的关注行为、其他个人的关注或对基金公司的关注均显著正向影响了其未来的投资回报。更多的信息来源为意见领袖提供了更多的有效信息，在提升意见领袖投资能力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哪些意见领袖影响力和投资能力之间的信号扭曲更严重
不同的意见领袖的个人特征不同，其影响力对投资回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从个人特征中甄别出这种差异将为监管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划定重点监管对象提供依据。本文按意见领袖的性别、年龄、APP使用年限、指数基金持仓规模、资产规模作为分类标准进行分组回归。影响力对投资能力的负面效果只在男性组、年龄较小组、APP使用年限较低组和指数基金持仓较高组显著，在低资产规模组更显著。这些意见领袖的过度自信程度更高、金融素养更低，而较低的资产规模意味着投资收益对其可能并非利益攸关，因而成为了影响力与投资能力错配的重灾区。
（三）
市场周期如何影响意见领袖影响力和投资能力的错配
2022至2023年，中国资本市场在宏观经济复苏乏力和政策预期反复中震荡下行，市场情绪偏弱、结构分化显著，资金更趋理性和防御。本文按沪深300月收益率将样本划分为高市场收益组和低市场收益组，按每月沪深300日收益率标准差将样本划分为高市场风险组和低市场风险组，进一步检验了市场周期对意见领袖影响力和投资能力的错配的影响。本文分析认为，在市场收益更高和市场风险更高的月度，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和投资能力错配程度越高，意味着市场情绪越高涨或波动越剧烈，意见领袖的市场影响力越容易与其真实投资能力脱节。
五
政策建议
利用中国某头部金融科技平台意见领袖账户级数据，本文探究了意见领袖影响力与投资能力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首先，意见领袖市场影响力与未来投资回报负相关。其市场影响力与投资能力存在错配。其次，意见领袖影响力与投资能力错配是行为偏差和市场因素的共同结果。意见领袖的非投资收益最大化动机、印象管理动机和投机性动机加剧了市场影响力和投资能力错配。同时，意见领袖的历史业绩难以预测其未来收益。最后，金融意见领袖的社交互动和信息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见领袖的投资能力。中国公募基金市场散户占比极高、专业投资顾问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尽管金融意见领袖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降低了散户信息获取成本，其市场影响力并不必然与其基于业绩表现的投资能力正相关。当散户主要依据可见度较高的影响力信号进行投资决策时，意见领袖可能放大噪声并进一步诱发散户群体非理性追随，造成群体性偏离的“群氓现象”，推动价格波动偏离基本面。与游戏驿站（Game Stop）[6]事件类似，在社交网络与高影响力个体共同作用下，市场影响力信号可能主导投资决策，但其本身可能并未反映对资产价格的准确认知，从而进一步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防范化解新型金融风险是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看，应当肯定金融意见领袖在市场信息不完全背景下发挥的准信息中介功能，并重点防范其市场影响力被系统性误判为投资能力的潜在风险。
首先，应尽快完善金融科技平台信息中介监管指引，明确金融科技平台在风险警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中的义务，建立金融意见领袖的实名备案或分类管理机制，对其身份背景、潜在利益关联实施强制信息披露。
其次，金融科技平台应在算法设计中弱化基金销售导向的内容推荐机制，引入信息质量、风险提示和长期绩效综合评价机制，并对高影响力内容进行风险标注，防止噪声在算法机制下过度传播。
最后，基金公司与金融科技平台应注重投资者教育责任，减少对短期排名和规模扩张的盲目崇拜，落实持仓披露、风险解释和产品解读规则，促进意见领袖、金融机构与散户之间良性互动，缓解信息传播中的非理性行为传染。
脚注
[1]中国证监会官网披露了大量财经意见领袖的违法信息。例如，在抖音、微博、雪球、东方财富等社交平台和专业财经平台上存在大量从事证券活动的财经博主，有些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络意见领袖违规荐股，非法从事证券活动，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侵害了投资者合法利益。
[2]信号扭曲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因个体主观选择或夸大、弱化表述导致接收者认知偏差。选择性传播指信息不是被完全、随机传递，而是受传播者动机、受众兴趣或环境约束而被筛选，从而影响群体信念分布。
[3]Pedersen （2022）将市场参与者划分为四类：天真投资者 （Naive Investors，通过社交网络学习，行为易受他人影响）、狂热分子 （Fanatics，可能传播虚假、极端信息，引导社交网络内舆论）、理性短期投资者（Rational Short-term Investors）、理性长期投资者 （Rational Long-term Investors）。
[4]有技能的意见领袖 （Skilled）月均异常收益为2.6%；无技能的意见领袖 （Unskilled）无显著异常收益；反技能的意见领袖 （Antiskilled）月均异常收益为-2.3%。
[5]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下发的2021年第12期《机构监管情况通报》中，对券商和“意见领袖”合作开展网络直播、客户引流等活动进行了规范，明确了相应的监管要求。
[6]游戏驿站 （GameStop）事件指2021年初发生在美国的典型社交媒体驱动的资产价格异常波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