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至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就任后的首次印度访问。这场为期两天两夜的短促访问，被日本政府定义为深化“日印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但从访问的种种细节来看，所谓“联印制华”的战略雄心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日本国力衰退、外交影响力下降的深刻无奈。
一、从阿萨姆到新德里：一场缩水的“首脑外交”
高市此次访印，原定行程并非首都新德里，而是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中心城市古瓦哈提。阿萨姆邦对日印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它地处印度连接东南亚的“东进政策”门户，印度塔塔集团正在此建设半导体工厂，印度方面一直希望在此接待日本首相。2019年末，安倍晋三原计划在此与莫迪会晤，但因当地治安恶化而未能成行。此次高市若能踏足阿萨姆，无疑具有象征性的“继承”意义。
然而，访问前夕，举办地突然变更为新德里。印度外交部副部长解释称，由于“日本国会会期中的日程制约”，在首都以外举行首脑会谈“较为困难”。这一理由颇为讽刺——高市访印期间，日本国会恰恰处于“空转状态”，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加剧，国会讨论几乎停摆。有位日本政府关系者坦言：“决定访印时，没想到国会会混乱到这种程度。”所谓“国会日程制约”，更像是印度方面将访问规格从“地方巡礼”降格为“首都过场”的体面说辞。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高市在首脑会谈后的表现。她在联合记者会上称莫迪为“兄长”，并主动说莫迪称自己为“美丽的妹妹”。这是对安倍晋三与莫迪之间“兄弟”关系的刻意模仿。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称安倍与莫迪的信赖关系已“移行”至高市。外交关系的传承真的能靠兄妹相称来完成？这场精心设计的“亲情外交”，一定程度暴露了高市在外交上缺乏独立建树、只能依附安倍遗产的窘境。
让日本感到有些难堪的是日印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印度政府2025年底发布的报告称，其GDP已达4.1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印度GDP将达4.51万亿美元，日本为4.46万亿美元。印度经济年均增长约6%，到2030年GDP预计将增至7.3万亿美元。曾几何时，日本自认为印度的经济“导师”，而如今印度正将日本甩在身后。高市访印时带着150家日本企业、签署129份备忘录、承诺2万亿日元民间投资，赶紧抢占印度市场，在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某种时尚。
二、FOIP的升级：目标明确，困境同样明确
高市此次访印的另一核心议题，是推动其5月在越南发布的“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战略。FOIP由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高市在其基础上加入了“自律性”与“强韧性”的新内涵，并将经济安全保障列为重点。
日本是个在高科技领域严格限制与中国等国家交往的国家，印度也反复利用其他国家对印度市场的期待，打压他国在印企业，但新版FOIP在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对“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经济威压”的“严重关切”，同时确认了在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高市在与莫迪的会谈中强调，将基于FOIP“进一步深化战略关系”。这意味着日印将同时使用经济手段，实现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的压制。
新版FOIP面临三重内在矛盾。
其一，FOIP标榜“法治”，但对美国的“违法”行为保持沉默。在高市访印前，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严重违反国际法。然而日本从未对美国的行为提出任何批评。正如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添谷芳秀所指出的，“使用军力改变现状的大国中，……美国是其中一个”。一个对美国违法行为噤若寒蝉的“法治”倡导者，如何取能信于人？
其二，FOIP试图在经济上“去中国化”，但日本自身对华经济依赖却在加深。2025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3221.8亿美元；日本对华进口占其总进口约23%；从2023年到2025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比从22.1%升至23.6%。日本对华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超过20%，而中国对日贸易仅占其外贸总额的5%左右。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若中日陷入对立，“日本将处于压倒性不利地位”。政治上要“联印制华”，经济上却离不开中国市场。这种矛盾，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看得一清二楚。
其三，日本在亚洲的“信誉”正在流失。日本外务省3月份公布的2025年海外对日舆论调查结果中，当问及东盟各国被调查者“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或机构”时，中国以22%位居首位，日本仅以17%位列第三，落后于东盟（第二）。这是2021年以来日本首次落后于中国。一个不被信任的日本，如何能拉拢一帮国家与中国对立？
三、军事合作的“生意经”：军工复合体的新机遇
高市访印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确认加强日印军事合作，包括深化联合训练、推进舰艇维护合作、年内举行外务防卫“2+2”会谈等。这一军事合作升级的背景，是高市上台后对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激进改革。
2026年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废除了此前将出口限定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类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出口审批从国会“事前批准”改为事后“通知”。这一改革被日本媒体称为“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
武器出口解禁为日本军工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日本某重工企业的航空、防卫与宇宙业务销售收入预计在2026财年达到1.5万亿日元；其防卫业务订单积压高达4万亿日元以上。三家日本重工企业防卫部门的订单积压总额达6.25万亿日元。防务产业正成为日本企业最赚钱的领域之一。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费持续飙升。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GDP 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执政党内已有声音要求将防卫费进一步提升至GDP的3.5%。这意味着防卫开支可能膨胀至24万亿日元。武器出口不仅是“安全保障”的需要，更是维持庞大国防工业、创造经济收益的现实考量。
此次日印首脑会谈中，双方确认将推进防卫装备合作。对于刚刚解禁武器出口的日本军工企业而言，印度这个全球最大武器进口国之一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市场。
四、“中坚力量”的现实：日本外交的必然选择
高市访印的战略逻辑，或许可以从添谷芳秀教授提出的“中坚力量外交”（ミドルパワー外交）理论中得到解释。添谷认为，日本并非“大国”，而是受到“战争历史、宪法第九条、日美安保条约”三重制约的“中等国家”。日本外交不应追求大国式的单边主义，而应通过与其他中等国家的多边合作来发挥作用。
添谷的理论在20年前提出时曾遭日本外交当局排斥。彼时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等国家”之说被视为贬低日本。然而时过境迁，日本GDP即将被印度超越，国际影响力持续下滑，“中等国家”已从理论预设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添谷指出，日本应联合“有志国”或“同志国”开展合作，在当下的国际政治语境中，这个“同志国”联盟的对抗对象已越来越清晰地指向中国。
高市访印，正是这种“中坚力量外交”的实践。以日本为中心，拉拢印度这个新兴大国，构筑对华“同志国”网络。然而，这种战略的本质是“抱团取暖”，因为单凭日本一己之力，已无法在亚太地区与中国抗衡。
访印期间，高市小心翼翼地扮演“美丽妹妹”、带着150家企业奔赴印度“寻求合作”，日本外交的退潮清晰可见。访印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访印背后透露出的战略焦虑：日本已无力独自应对中国，必须拉拢印度；但印度有自己的战略算计，不会轻易充当日本的反华棋子；而日本自身在经贸上对华依赖日益加深，政治上的对抗与经济上的依存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
访印是高市精心包装的“联印制华”的一场大戏。但戏台从阿萨姆搬到了新德里，“兄妹情谊”代替了战略互信，军工订单掩盖了战略空洞。“联印制华”不过是日本国力衰微后的一场无奈表演。
陈言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 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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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中国》
2026年第7期
当月5日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