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日本政府监管改革推进委员会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AI）的报告，指出现行体系已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并强调需要加强各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协同应对，加快法规制定，从而增加私营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表示，将“以紧迫感落实该方案”。

高市早苗在2026年施政方针演说中宣称“国家间竞争正在加剧、复杂化并常态化”，日本面临“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进而把技术力、信息力，与外交力、防卫力等并列为综合国力组成部分，强调要对日本政策路线进行“根本转变”。

近年来，“日本正处于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之中”这句话已经成为日本保守政治最便利、也最危险的万能开场白。它看似是在冷静描述国际局势，实则是借助外部风险煽动紧张局势，将之转化为内部扩权的叙事工具。“危机”之下“安全”概念的边界被一再扩大，几乎所有政策领域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安全问题，以至于盲动的财政扩张、突破战后常态的军费增长、押注AI与半导体投资，都被包装成了“危机时代不得不做”的国家选择。

被“安全国家化”的科技：AI与半导体赌局背后的政治授权

2025年10月24日，高市早苗在上任伊始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这样描绘日本的技术未来——“我们要打造全球最适宜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国家。”同时将AI、半导体、量子、航空航天与网络安全并列为“战略领域”，宣称要通过投资促进、国际展开、人才培养、初创企业扶持、研究开发、产学合作和国际标准化等方式，撬动官民积极投资。

这一做法践行了其所主张的“责任有为的积极财政”与“危机管理投资”理念，即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和政策优惠，强制或吸引私人资本流向国家指定的战略性安全领域。

由此可见，AI与半导体产业，在高市眼中并不是以市场竞争为目的，是被置于“风险”、“安全保障”和“国家再起”的“危机政治”叙事框架之中。AI不再只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半导体也不再只是企业竞争中的零部件，而被重新定义为国家能力、供应链韧性、盟友体系和地缘安全的共同入口。

这种“危机政治”叙事在2026年1月5日的新年记者会致辞中表现得尤为清晰。高市以新冠疫情期间半导体供应链受阻造成的民生冲击为例，言及“新冠疫情下半导体不足导致日本基干产业汽车生产停止，也导致热水器故障无法维修等生活障碍。”随后将“经济安全保障投资”解释为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的必要手段。紧接着宣称“‘Rapidus项目’是赌上‘半导体大国日本’复活的国家性项目，是一个使2纳米最尖端半导体能够在国内生产的项目”。

如此一来，技术产业被“安全国家化”了：发展AI与扶持半导体已然被塑造成日本能否摆脱外部依赖、能否在印太秩序中保有战略地位的国家命题。这正是“AI赌局”的开端。高市早苗把外部紧张转化为内部授权，把安全焦虑转化为财政动员，又把AI和半导体包装成日本重建国家能力的关键筹码。

随着2026年日本全面实施经济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制度，这种国家对民间技术和供应链的建制化介入达到了顶峰。

高市路线的核心不只是“发展AI”和“扶持半导体”，而是把产业政策重新包装成安全政策，进而推动“安全国家化”。她所说的“危机管理投资”，看似是在解释财政投向，实质上是在为国家更深介入市场创造政治合法性。在这些“危机”叙事包装之下，高市路线所主张的积极财政扩张、定向产业补贴、技术管制、防卫强化与外交结盟，获得了超越常规市场规律的政治授权。

AI与半导体的国家押注：产业振兴变成经济安保工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曾经技压群雄，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份额一度超过50%，在1989年全球前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日本独占6席，几乎将半导体发源地美国甩在身后。

然而此后，由于美日贸易摩擦、国内电子产业衰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制造能力崛起，以及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日本半导体产业逐渐从核心位置退居材料、设备和部分制造环节。时至今日，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份额已跌至不足10%。尤其在先进逻辑制程领域，日本本土企业长期缺席，自主量产能力大体停留在40纳米级成熟制程附近。正因如此，日本政府重新提出“半导体大国日本”的复活口号,是一种带有强烈历史补偿心理的国家押注。

Rapidus正是这场国家押注的核心符号。2022年8月成立的半导体制造商“Rapidus”，拉丁文意为“快速”，它背后汇聚了丰田、索尼、NTT、NEC、软银、电装、铠侠、三菱UFJ银行等八家日本核心企业的出资，肩负着日本半导体复兴的重任。为了支撑这一2纳米最尖端制程的跨代飞跃，日本经济产业省已向该项目倾注了近1万亿日元的巨额政府财政补助，其战略目标直指在2027财年实现2纳米级逻辑半导体的商业化大规模量产。

为了赶上全球AI爆发的算力需求，Rapidus制定了极其紧凑“生死时速”时间表。2023年9月北海道工厂正式破土动工。2025年4月试产线计划正式投产，开始试制 2 纳米原型芯片。集全国之力为2027年实现大批量产进行最后冲刺。

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此，在2026年3月的成长战略会议上，高市政权正式通过了激进的产业修正案，提出到2040年将日本国内生产半导体的年销售额提高到40万亿日元，约为当前8万亿日元水平的五倍。

由此可见，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战略，承担的不再只是企业营收，更多是“安全国家化”下的政治功能：对内证明日本仍能重返技术强国行列，对外显示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半导体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卡位角色。

AI则是另一层国家押注。相比半导体，AI更容易被塑造成综合国力竞争的显性指标。它不只关系企业生产率，其应用场景更深度绑定了自动驾驶、机器人、网络防御、情报分析、行政数字化和社会治理。高市提出要打造“最适宜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国家”，本质上是利用危机叙事将数字技术与综合国力、国家生存进行了深度捆绑。高市早苗所做的，正是激活了日本自昭和时代后沉睡了三十年的技术国家主义（Techno-nationalism）基因，让科技产业彻底蜕变为日本在印太秩序中牌局博弈的筹码。

赌局的风险

高市早苗的“AI赌局”问题在于，日本“安全国家化”下的产业扩张，不能替代客观技术规律；政府不计成本的财政补贴虽能制造短期热度，却无法保证长期的产业成功；通过“危机政治”制造社会动员，无法解决根本积弊。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依靠长期技术积累、稳定客户订单、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全球设备材料体系，以及与芯片设计、封装、软件生态和终端市场的深度协同。高市把“Rapidus”项目塑造成国家复兴工程，恰恰暴露了日本在先进制程领域追赶难度极高、但又不得不以国家意志强行入场的矛盾。

同理，AI产业也不是靠国家口号就能凭空造出的竞争力。它依赖的不是单一技术突破，而是算力基础设施、云平台、基础模型、数据资源、算法人才、应用生态和社会信任的系统协同。日本既有工业体系虽然不乏大规模的AI应用场景，但是缺少能够定义全球技术标准的基础模型和平台型企业。

2026年4月3日，微软宣布2026年至2029年期间在日本投资1.6万亿日元，用于扩展AI基础设施并加强与日本政府的网络安全合作，同时计划到2030年培训100万名工程师和开发者。这一动态虽被高市府标榜为国际合作的重大政绩，但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所谓AI国家战略缺乏自主性。只不过是在美国技术框架内争取一个更安全的卡位角色。

高市的“赌局”面临三重风险：

第一重风险：今非昔比的日本财政。AI与半导体产业并不是短期刺激项目，需要长期烧钱、试错、积累的产业。而现在的日本是一个长期背负高债务、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压力的经济体。对于公共债务超过GDP两倍的日本而言，虽具有进行选择性投资的能力，但要同时推动防卫扩张、能源补贴、生活成本对策、AI基础设施、半导体补贴和经济安保投资，显然力不从心，难以长久。象征意义重大的“Rapidus”一旦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就将从企业层面的失败蔓延至整个国家战略叙事的破产。

第二重风险；美国降维打击下的技术殖民。美国微软投资日本培养AI人才的计划，恰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日本缺乏自主、完整、开放的AI创新生态的现状。日本在过去三十年里，最优秀的人才流向了金融、咨询或传统汽车业，IT与先进制程领域出现了一整代人的人才断层。今后培养的AI人才，学习的是微软的架构、使用的是微软的应用程序接口，这种由外资巨头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蓄水池”的模式，无异于是一种“技术殖民”，进一步加深日本的对美依附。

第三重风险：新型军国主义“军工产学复合体”对战后日本基石的侵蚀。高市路线最隐蔽的操作，是通过向大学、初创企业、财团注入高额的“经济安保基金”和“先进技术研究补助”，将原本具有批判性的学界和追求纯粹商业利益的财界，深度绑定成军工产学复合体。以“经济安保”名义，在“安全国家化”推动下，保守政治借危机扩权，军工体系借安全扩张，财界资本借补贴获利。长此以往，被透支的不只是财政和产业政策，更是战后日本赖以维系的和平主义、社会信任与民主约束，最终侵蚀战后日本社会的基石。

（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智库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