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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w Economist
高善文资料图。本文来源：财新网
高善文：允执致用的学问
陆磊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2026年7月7日下午4时45分，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京逝世，享年55岁。他是中国经济学者进入资本市场的开拓者，是宏观经济学由书斋普及于公众投资者、经济政策由庙堂折射到市场的重要实践者。
1971年2月，高善文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一户农村家庭，1988年由临汾一中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宏观经济运行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厉以宁、秦宛顺先生，2005年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周小川。
高善文本应该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中国经济的改革洪流和开放大潮推动他在大学时代转型成为经济学者。1994年秋季至1995年夏季，作为晚其两届的同专业研究生，笔者所在宿舍即经常传阅其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对中国的数理分析手稿，以汉密尔顿函数、欧拉方程为工具的宏观经济动态优化模型演算。这在上世纪90年代主要偏重定性研究、习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研究生群体，无疑是一缕具有穿透性的新风。
高善文本应该是一位体制内专业干部，中国金融市场的激荡风云推动他开创了立足市场的国内证券机构（卖方）首席经济学家先河。1995年高善文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秘书二处工作，一年后，笔者到政策研究室经济金融处工作，楼上楼下，时有探讨切磋。20年后的2015年，偶然听到高善文讲宏观经济研究时引用了《尚书》章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心颇有所动：执着于发现规律，哪怕发现真实规律的机会如此渺茫，哪怕因去伪而否定自我，也要坚持。这确是高善文做研究的自我要求。
若干小事，足见其“允执”。至今思来，历久弥新。
其一，1997年，香港百富勤、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陷入危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示认真研究。高善文在张晓慧（时任办公厅副主任）、笔者在夏斌（时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带领下研讨形势和对策。高善文以金融市场高频数据，用广义矩估计建模，结论是通胀和信贷市场拐点必现，或现通货紧缩与信贷收缩。要知道，此前的1994至1996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16%-24%！自此，笔者发现，他对“拐点”极为痴迷。用他与笔者当年的对话：“对货币当局和金融市场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趋势（谁都能看到且理解），难能可贵的是拐点（难以捉摸但决定生死）”。也就是从那时起，笔者专注于行社脱钩、信贷五级分类、不良资产处置等微观研究。不得不说，一个重要的心路历程是，中央银行宏观经济领域应该是数理、数量分析的主场。既有高善文研究义理、考据的“大学”，笔者转向辞章、训诂之类“小学”亦不失明智。
其二，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智力引进办公室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青年干部研学班，赴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研究中心（Centre for Central Banking Studies， CCBS）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类似笔者这样的学习者，多数以听、记为主。某日，高善文与授课的英格兰银行工作人员展开了约1个小时的辩论，针对的是英格兰银行首创的通货膨胀模型，围绕当时理论界流行的理性预期、效率市场假说、中央银行应当坚持单一规则还是相机抉择（rules vs． discretion）、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通胀在货币政策抉择上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诘问激辩，课堂群起纷争，场面一度濒于失控。笔者亦一度担心：高善文似有摧毁英格兰银行通货膨胀模型立论基础的可能。课后，高善文对笔者（先引用了弗里德曼关于“无论何时何地”的经典论述，而后）讲：“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关注的首要问题，岂能和稀泥”。7年后，当笔者读到高善文的博士论文——《中国货币政策最优目标价格指数探讨》，不禁莞尔：开篇即讲通货膨胀测量，仍然是高善文的本色。即便他此时已经是市场机构的研究者，仍念念不忘年少时的课题。
2002年，高善文短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任综合研究室副主任；2003年起，即展开了自身为期23年的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生涯。这是“致用”的23年。
从市场角度看，高善文的成就是公认的。2004年至2010年7次《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排名中，他获得5次宏观研究第一名。其中真正的难题在于：一个以数理模型见长的研究者，如何使市场机构和公众读懂、理解、认同其框架、方法、结论。应该说，思维观点自身是一回事，传递思维观点的能力是另一回事。
从时间序列看，高善文的著述体现了寻求规律具有科学家的精微求索，面向公众具有传媒的坦诚易懂。如果说，其早期出版的《在周期的拐点上：从数据看中国经济的波动》，仍然带有学院派、庙堂内经济学研究的“经院”色彩；那么，后续面向更广读者群的《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运行的真相》更加返璞归真，《逻辑》仍侧重方法，《真相》则全然分析事实，日益接地气，应该是高善文著述的动态演进特征。如果说，早期著述给人以因渊博而生崇尚之感，则其后来观点使读者因事实而成共鸣之情。
高善文是务实的。格物致知的物理学底子，推动他毕生追求的是真实解释现实经济运行，力求洞悉现实背后的逻辑，“因果论”成为其观察经济、解释事实的必然方法。也正因为如此，高善文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其判断、观点的说服力是首屈一指的——读者和受众因其清晰阐释因果而信服。这一点，在其分析资产价值重估所依据的基本面和流动性（《透视繁荣：资产重估深处的忧虑》）、在分析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所依据的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在分析流动性余缺所依据的外汇占款（《2013年流动性报告》），等等，都充分得以印证，且几乎无可辩驳。
经济学至今仍处于见仁见智的时代。必须承认，从早期同学到共事，直至近期拜读其观点，或因考虑变量多寡的差异，或因对各因素赋予权重的不同，笔者对高善文的论述并非全然认同，探讨时甚或颇有争论。笔者与高善文的最后交集是在2019年面向北京大学的公益学术课程讲授中，这是1999年笔者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发展经济学后的第一次深谈，没预料到是最后一次。高善文所秉承的经济学分析“因果方法论”是令笔者钦佩的；但或因笔者的视野局限，自身仍然一贯坚持经济学的“博弈论”。或者说，在高善文看来，凡事皆有因果，定因结定果；而在笔者看来，凡事多元结果并存，取决于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等博弈条件。好在，我们有共识——有必要争取好的结果。只是，在他那里是从因入手（比如基本面）；在笔者这里，是完善约束条件（比如规则）。就曾经的两个在燕园的学术少年而言，道虽不同，但可相谋。曾经偶读左文襄挽曾文正联，深有感触，略改似可表达哀思：“钻学以博，研道以执，自愧不如学长；同心若金，砥砺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高善文离世之际，恰逢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正酣。观赛期间，也曾哼唱此间流行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开头即是：疑是天上。祈愿一条乡间路，载着他到达一生孜孜以求的心灵家园。以此，纪念高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