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环境网

　　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正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之一。2024年，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系统性部署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任务。随后，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国家标准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和《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引》相继发布，进一步明确了重点产品碳足迹量化标准编制的工作要求和技术路径，电解铝、化学纤维、电子电器等15项产品碳足迹量化国家标准也已发布。今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获表决通过，将产品碳足迹量化、分级管理等纳入法律框架，为相关制度建设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发挥产品碳足迹的价值，不仅要借助其“算清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更要让这些数据真正服务于碳减排，也就是把碳排放数据转化为可应用的管理工具，支撑企业持续降碳，并推动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因此，随着其量化标准的完善，下一步需要探讨如何推动碳足迹从核算走向实际应用，从数据走向治理，真正释放产品碳足迹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价值。

　　从“算清楚”到“管得住”，支撑企业持续降碳。

　　基于统一的核算边界、科学的量化方法、可靠的数据来源以及完备的数据管理，产品碳足迹能够将分散于供应链各环节的碳排放转化为一套通用的“低碳语言”，为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不同环节搭建起可比较、可分级的量化框架。但要让其真正发挥碳减排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建立一套产品碳绩效评价机制，将量化结果变为可比较、可分级的绩效信息，从而帮助产品生产企业识别降碳的重要节点和环节。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纯电动汽车产品碳足迹的一半以上来自于生产阶段，而电池则占生产阶段排放的大约1/3。也就是说，通过围绕用电、关键原材料生产回收和供应链布局等重点环节采取行动，企业往往可以收获更高的碳减排效果。

　　同时，如果供应链链主企业可以将这套产品碳绩效评价机制引入其供应链管理，便能够获得先进的降碳实践，排查能源结构、原材料选用和供应链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把降碳目标落实到技术升级与管理优化的具体行动。例如优先采购碳绩效领先的产品，并支付适度水平的绿色溢价；或者对采购产品提出碳绩效水平的逐步改进要求，进而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释放更大的碳减排潜力。未来，谁能更早掌握供应链中的碳排放信息，谁就能更早识别潜在的成本压力和市场准入要求，从而在低碳转型中获得更主动的位置。

　　从“管得住”到“用得好”，推动系统性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各国气候治理多聚焦在“看得见”的碳排放上，例如辖区范围内的发电厂、工业设施和交通运输等直接碳排放源，而对于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关注相对不足。只关注生产端的排放，已经难以真实反映产品的气候和环境影响。因此，成熟的产品碳足迹体系，在服务企业碳减排的基础上，还应该拓展到宏观层面，例如产业政策、循环经济和能源转型等领域，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系统性降碳的重要工具。

　　在产业政策层面，产品碳足迹数据能够帮助政府更加精准地识别不同产业链中的高碳环节，判断哪些领域已经具备成熟的清洁替代方案，哪些领域仍需要政策支持来驱动技术突破和解决绿色溢价问题。基于这些信息，政府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优化资金投放、基础设施布局以及加强能力建设，使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最具潜力、最能产生系统效益的关键环节，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循环经济层面，产品碳足迹为资源循环利用提供了更加科学的衡量标准。过去，循环经济更多关注废弃物减量、资源回收和材料再利用。而在碳中和目标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量化这些循环利用行为带来的实际降碳收益。产品碳足迹能够更清晰地评估再生材料使用、产品维修、寿命延长和回收利用带来的实际碳减排效果，从而推动实现废弃物管理和碳排放下降的双重效益。

　　在能源转型层面，产品碳足迹数据则有助于提高低碳资源配置效率。可再生电力、绿氢等清洁能源在一定时期内仍会受到地区资源禀赋、供给能力、成本水平和消纳条件等因素的制约。通过比较不同技术路径下的产品碳足迹，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哪些场景、使用哪种清洁能源能够带来更高的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收益，避免只看单一环节碳减排而忽视全链条替代成本，从而引导资金优先流向碳减排效率更高的产业环节。

　　产品碳足迹让原本分散于企业和供应链中的碳排放信息，逐步转化为能够支撑公共决策的数据资源。当这些数据能够持续进入产业政策制定、市场机制运行和企业经营决策时，不仅能够帮助企业优化生产和供应链管理，更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引导技术创新方向，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产品碳足迹的价值，也不再局限于核算产品碳排放，而是逐步成为支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制度基础。从量化到治理，真正需要建立的，不仅是一套更加完善的核算体系，更是一套能够让数据持续创造碳减排价值的应用体系。

　　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气候金融主任 张铮

　　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工业主管 许翰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