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金融琅琊榜
从一线外汇交易员，到执掌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
2026年10月，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决定递补刘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开资料显示，刘珺是继肖钢之后，本世纪以来第二位在国有大行主要负责人任内递补为中央委员的银行家。
更确切地说，在国有大行行长任上、同一任期之内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刘珺是本世纪以来公开可查的第一人。
作为70后金融干部，刘珺同时具备交通银行与工商银行两段大行行长的实操经验，拥有横跨光大、中投的跨市场从业履历，长期保持著书立说、在国际论坛上发声的学术输出能力，再加上中央委员的政治身份，这一组合在近二十年的金融干部中十分稀缺。
本文梳理了刘珺的履历、著述与公开言论。
01
履历：从黄土高原到金融街
刘珺1972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共党员。通渭地处甘肃中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陇中地区历史悠久的县域。他的求学路径，从这里一路延伸到北京、美国和香港。
1989年，刘珺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专业就读，1993年本科毕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科是国内金融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这四年的系统训练，为他此后的从业打下了专业基础。
本科毕业之后，刘珺没有停止学业，但他的更高学位均是在工作期间在职完成。1996年，他获得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又获得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横跨内地、美国与香港的三段教育经历，使他既熟悉本土金融实务，也具备国际化的知识视野。
刘珺的职业生涯，始于中国光大银行。1993年本科毕业时，光大银行成立仅一年，他进入该行国际业务部，从外汇交易员做起。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与国际市场直接对接的岗位，也奠定了他此后多年金融市场业务的根基。
在光大银行的前七年，刘珺一直在国际业务条线成长，历任国际业务部筹资处及代理行处副处长、代理行处处长、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兼代理行处处长等职务。
2000年12月之后，刘珺的岗位逐步拓展，先后担任光大银行香港代表处首席代表、资金部副总经理并主持工作、资金部总经理、投行业务部总经理，让他对离岸市场和跨境业务有了切身体察，业务范围则从外汇资金延伸到更广阔的金融市场领域。
2008年12月至2009年11月，刘珺同时担任光大银行资金部总经理、投行业务部总经理和金融市场中心总经理，统筹全行金融市场业务。2009年9月，他进入光大银行管理层，任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2010年12月，时年38岁的刘珺出任光大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总行机关党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是当时该行最年轻的副行长。
2014年7月，刘珺由银行层面进入集团层面，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在集团任职期间，他的职务横跨多个金融板块，对银行、证券、保险与实业的综合化经营有了全面的管理经验。
2016年10月，刘珺离开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光大系统，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首席风险官。中投公司是从事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全球主要的主权财富机构之一。
2020年，刘珺重回商业银行体系。当年5月，他任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7月，行长任职资格获监管核准；8月起，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他也由此成为国有大行中首位“70后”行长。
2024年4月，刘珺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5月，行长任职生效；6月起，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成为这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主要管理者。
02
著述：学者底色
在银行经营管理之外，刘珺长期保持研究与写作的习惯，著有专著多部，并在权威学术期刊和财经刊物上发表数十篇文章。这种实务与学术双线并行的特点，是他区别于许多同业管理者的显著标签。
刘珺的早期专著《中国经济金融的国际化问题》，聚焦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与国际化命题，与他长期从事国际业务、外汇与跨境投资的实践背景相互呼应。
2012年1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金融论衡》。该书以反思和批判的视野，对经典金融理论、一般金融理论、货币政策、新制度安排与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思考，结合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实际，提出自己的分析判断。
2020年9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专著《新经济范式的非典型与非均衡》。这部著作汇集了他在理论与实务研究方面的成果，核心是从非典型现象中把握典型规律，在非均衡关系中寻找均衡之道，对新经济范式下的增长、货币与市场运行进行思辨。
学术论文方面，刘珺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过数十篇文章，研究主题涵盖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市场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2023年发表于《金融研究》的论文《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通货膨胀？——基于作用机理和动态特征的实证分析》，用中国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抑制通胀的三条渠道：数字化产品价格低增长、生产率提升、电商竞争。
除此之外，刘珺还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等平台发表署名文章，如《数字金融创新的根本约束与价值考量》《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创新与创新金融》，围绕数字金融、Web3.0与人工智能等议题阐述政策判断。
03
言论：技术变革中的金融思考
近年来，刘珺在陆家嘴论坛、金融街论坛、外滩年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中国金融论坛等多个平台发表演讲。
他的关注点高度集中，主要围绕科技金融、数字货币、人工智能治理与全球金融治理几条主线，且前后观点保持稳定连贯。
科技金融
刘珺连续多年在陆家嘴论坛上谈及科技创新与金融的关系。2024年6月，他首次以工行行长身份亮相陆家嘴论坛，围绕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概括了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六大趋势性变化。
他指出，科技创新的马太效应强化，赢者通吃的头部效应愈发明显；数字底座和数据底座成为通用基础设施，不再只是附加项；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与人类智能平行的叙事。
基于这些判断，刘珺从传统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三点建议：金融服务方式要再延伸、再重塑，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科技创新领域；金融服务内容要再定义、再深化，银行不能只理解金融市场，还要建立垂直向度的产业知识；风险管理策略要再审视、再优化，银行不仅要管理风险，还要具备定价风险、构建工程化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
2026年6月，他再次在陆家嘴论坛谈及科技金融，提出工行将从三方面推进：以科技思维重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流程、产品组合与交付方式；推动时间的贴现逻辑向技术的期权逻辑转换；搭建交互式金融平台。
数字货币
在数字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刘珺的核心观点是，货币的形态会随技术演进不断变化，但货币的本质属性保持稳定。
2026年10月，在首届数字人民币年会上，他系统阐述了这一判断。他指出，数字技术带来货币信任机制的变化，但技术只能加固信任，不能替代信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尺度三项基本职能，不因形态改变而改变。
刘珺提到，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主权货币的相互组合，更将是与法定数字货币相互共生、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注入数字维度。
这些观点在刘珺的公开署名文章《数字金融创新的根本约束与价值考量》中得到更系统的展开。文章立足金融本源与货币本质，讨论了Web3.0、去中心化金融和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等前沿议题。他认为，去中心化金融同样需要纳入监管，全口径还原监管成本、基础设施使用和公共职能承担，否则其即期效益不过是套利的另一种表现。
人工智能治理
刘珺对人工智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23年7月，他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以“共创AI新生态，共享数智金融新价值”为题发表演讲，讨论技术对金融行业的赋能与冲击。
2024年12月，在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刘珺发表题为《数字时代的金融变革与适变》的演讲，从更宏观的层面分析数字时代的金融变迁。他指出，科技创新正成为生产函数的核心要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需特征出现颠覆性变化，由强调二八定律转向兼顾长尾效应；数字经济还推动了一种由科技创新和数据要素等内生因素驱动的新型全球化。
2026年10月，在外滩年会的金融领域人工智能治理圆桌讨论中，刘珺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尚未完成之际又面临AI转型，不能完全依赖尚未成熟的技术。他把治理的第一道关口归结为身份认定，强调必须先厘清人工智能究竟是法律主体还是技术工具。
在治理路径上，刘珺主张把人工智能视为“类人的准法律主体”，与现有市场参与者治理并轨；结合工作量证明、历史证明、权益证明和收益证明界定最终责任，谁独立决策谁就承担后果；同时为人工智能设置“紧急关停”开关，准入环节借鉴“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全球金融治理
在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的闭幕发言中，刘珺专门谈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优化，提出从四个维度推进改革。
一是发展导向再校准。各国监管选择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核心目标，应指向高质量发展，在堵住监管套利、防范风险跨境外溢的同时，为金融创新预留合理容错空间。
二是治理边界再延伸，面对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可持续金融等新兴议题，需要推进实质性、常态化的国际监管协作，优先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算法合规、ESG评价等重点领域凝聚可对标、可落地的最低共识。
三是治理韧性再提升，在地缘博弈冲击现有秩序的背景下，仍应坚持开放共赢、多边协商，完善基于规则的协调机制，建设更加安全高效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
四是治理格局再平衡，稳步推动多边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
纵观刘珺的公开言论，可以看到一条稳定的内在逻辑：无论技术形态如何演进，金融都要回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货币都要回到信用的本质，新技术应用都要落实清晰的责任归属。他对科技变革保持开放和拥抱的态度，同时反复强调制度、信任与风险防控的基础性作用。
这种在创新与审慎之间寻求平衡的取向，既来自刘珺金融市场业务和风险管理的长期历练，也与他持续的学术研究互为表里。
从黄土高原出发的这条路，他还在继续走。